此外，军队在制定政策和执行任务时秉持效率取向，会降低军民之间非理性矛盾发生的概率，有助于军民关系和谐发展。如果军队时刻以效率标准评价自己的政策与行为，那么它可以主动发现和摒弃当前的过时政策与落后观念，培养区分理性与非理性矛盾的意识与能力。当军队具备这种自省和自觉的品质之后，它会主动预防非理性矛盾的发生。
军队坚持效率导向，可以抵御民间各种利益和观念的干扰，但是这并不排斥军队兼顾民众期望的必要性。在不违背效率原则的前提下，军队适当兼顾民众的期望，有助于缓解军民之间过分紧张的关系，也有助于社会矛盾的缓和。志愿兵役制初期，美军发布《军队人口社会代表性报告》和控制黑人士兵比例过快上升的措施，正是为了缓解民众对阶层公平和种族公平的强烈担忧与质疑。随着阶层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收入分配公平问题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我军应注意维护战争条件下阶层间军民连接的相对公平，努力促进国防义务在社会各阶层间的均赋。
（四）强化政府在军民关系管理中的职能作用
管理活动具有两重属性。管理的自然属性与组织效率和生产力相联系，可以相互借鉴和学习；管理的社会属性与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相联系，受到国情和政情的强力制约。中国与美国在政治体制、军政关系和文化传统上存在质的差别，因此各类组织在管理军民关系中的分工只能在国情和政情允许的条件下进行调整。美国文人政府领军的模式与我国政党领军模式之间不可置换；中国共产党领导军民的最高地位在美国没有产生的条件；美国社会对常备军的传统警惕心理与我国军民鱼水情的历史形成鲜明对比。但是，在中美共同面临的信息化、法制化等环境条件面前，美国强化政府作用的做法对提高我国军民关系管理效果具有启发意义。
中国共产党在军民关系的管理中发挥统揽全局和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政府具体管理和规范涉及民众和军民双方的事务。党、政府和民间组织主从有别，三者功能既独立又互补，这是我国军民关系健康和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政府是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执行主体，也是管理和引导民间组织发展的主体，大多数民间组织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政府是活跃各方角色和实现党、政、民三者有机结合的枢纽，强化政府在军民关系管理中的职能是提升管理效率和改善管理效果最关键的环节。
政府职能重心向经济发展过度倾斜，没有充分履行自己在军民关系管理中的职能，执行职能的方式不当，这已经成为制约军民关系管理效率和效果的瓶颈问题。政府职能意识薄弱，军事经验不足，执法过程中时常出现违法和不当行为，社会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导致统筹各类社会群体利益诉求的难度加大。我国军事法律和军事行政法规建设滞后，军人军属权益保护进展缓慢且地区发展不平衡，一些地方国防设施频遭破坏，国防教育流于形式，后备力量建设质量不高，强行征用冲击民众支援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热情。因此，强化政府在管理军民关系中的职能，是破解当前军民关系中大量历史积压矛盾和难点的关键。
把双拥共建活动的成绩作为评价政府绩效的重要指标，可以给政府施加压力，促使其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但是，这仍然没有克服政府军事经验不足给管理工作带来的障碍。即使在文人政府领军的美国，国会制定法律和白宫进行决策时仍然需要经常听取来自军方的信息，美军高度重视与国会的沟通联络，维护军政合作的良好状态。在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军队的唯一合法主体，政府职能集中在经济调控、社会管理、阶级统治和公共服务四个领域，后者缺少军事经验，对军队需求和军队建设的实际情况不了解。这要求我军在军政合作中采取更加主动的姿态，争取政府对军队建设的重视，及时为政府有关立法和修法活动提供信息，积极开展拥政爱民活动，配合地方的拥军活动，创造军政互信共赢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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