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清代全般大势
第一节 清代盛衰概况
清自其太祖努儿哈赤于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称帝，建元天命，国号后金始，历十二帝至1911年（宣统三年）亡国，共历凡二百九十六年。在此近三百年之历史中，其盛衰概况，概可分为三期，兹述之如次：
清代帝系及年历：
皇帝 在位时间 年号 年历
太祖努儿哈赤 12 天命 1583年萨尔浒战胜。
1615年定八旗兵制。
1616年称帝。1626年死。
太宗皇太极 17 天聪，崇德 元年征朝鲜。二年征蒙古、察哈尔。改国号大清改元崇德（1636年）。再征朝鲜。十六年洪承畴降。
世祖福临 18 顺治 六岁即位，十三岁亲政。元年（1644年）入关。多尔衮摄政。二年灭李自成。三年灭张献忠。
圣祖玄烨 61 康熙 八岁即位，十三岁亲政。元年明桂王被杀。二十年三藩平。二十二年台湾平。三十六年外蒙古平。六次南巡。
世宗胤祯 13 雍正 青海蒙古略定。西南苗疆平。
高宗弘历 60 乾隆 十全武功（平准二、平回一、平金川二、靖台湾一、降缅甸安南各一、降廓尔喀二）。六次南巡。编《四库全书》。
仁宗颙琰 25 嘉庆 川楚白莲教乱。清代中衰。
宣宗旻宁 30 道光 十九年鸦片战争。三十年太平天国起事。
文宗奕詝 11 咸丰 英法联军之役。
穆宗载淳 13 同治 慈安慈禧听政。三年洪杨平。捻回平。
德宗载湉 34 光绪 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八国联军之役。拳匪之乱。孙中山革命起。
宣统溥仪 3 革命军在广东举事一再失败。辛亥革命军武昌举事成功。清亡。
开创时期：本期自努儿哈赤创业始，至三藩、台湾之平定百年间，努儿哈赤征尼堪外兰以降（1583年），次第荡平关东诸部。又破明兵，拔辽沈，兵威所至，无不率服。天聪、崇德之间，下朝鲜，臣蒙古。迄顺治朝，遂入关定鼎，取明而代之。但明室诸王及遗臣宿将，犹相继保据东南及西南，以图恢复，且有称兵海外者，至康熙初不绝如缕。及康熙二十年（1681年），分据云南台湾之吴世璠、郑经皆死，三藩悉平，台湾在握，海内统一，于是清之国基固矣。
全盛时期：本期自康熙中世至乾隆末年百余年间为鼎盛时期。此期之武功，则西藏、青海、准噶尔、回疆，次第平定，境土增拓，超越前代。其外交，则《尼布楚条约》，使俄罗斯尽撤黑龙江畔之堡寨，而以外兴安岭以南之地，归还中国。其文治，则康、乾两朝，再举鸿博科，广刊巨籍，影响及于全国学界，文学考订，斐然称盛。此期之历史，可与汉、唐媲美。
衰亡时期：本期自嘉庆初年，至于宣统亡国百余年间，内则白莲教、苗族，相继煽乱；而太平天国竟奄有中国本部之太半，满清之不亡者几希，其间更历三朝，用兵十余年，仅乃克之。外则欧人东渐之势力，日以扩张，自鸦片战争以降，数与外人构兵，而每战必败，每败必丧权辱国，如港湾租借，矿山开采，铁道权之让，相逼而来。西力之东侵，如洪水猛兽，一发而不可制，于是内忧外患相乘，清朝遂亡。（汪荣宝《清史讲义》）
第二节 清代军政制度
一、中央之军政
自古以来，凡以一小部族发展而为大部落，复由大部落发展而成国家者，皆因战争而开疆拓土，而建邦立国，故其初必文武不分，军政合一。满清以一小部族兴起于长白山之麓，自亦不能例外。
牛录与四旗兵制：满清始祖努儿哈赤，以遗甲十三起兵复仇，其始仅是一小部落之酋长。及克图伦，收栋鄂，归附日众，兵威骤大，亦仍不过临阵冲锋，受其指挥而已，固尚无画一之兵政。其当时之编制，有所谓“牛录”者，即女真人狩猎时，不计人之多寡，各随族党屯寨而行，及至围场，乃每人出箭一枝，而于十人中择一人领之，令毋离队越次，称为“牛录额真”。牛录即大箭，额真即主之意（后至雍正初，以都统印信额真二字作主字解释，非臣下所得用，乃改为固山谙班）。至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努儿哈赤始分编三百人为一牛录：每牛录设长一，名曰“牛录额真”，当时只四牛录，用黄、红、蓝、白四色为军旗。以分别四牛，是即四旗兵之始，后来满清八旗兵制之基础即启于此。
八旗兵制：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努儿哈赤犹只有四旗兵，至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始增设四旗，而用原红、黄、蓝、白四色旗加以他色镶边以别之；黄、蓝、白旗镶以红色边缘者三旗，红旗镶以白色边缘者一旗，为新四旗，合原有四旗，遂为八旗，即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是也。其编制如次：
三百人一牛录额真（一再改为“牛录章京”，“左领”）
五牛录为一甲喇额真（后改“甲喇章京”、“参领”），共为一千五百人。
五甲喇额真为一固山额真（此总管大臣后改为“都统”），每固山额真设左右梅勒额真（后改“梅勒章京”、“副都统”），共为七千五百人，是为一旗。
固山额真之上，有和硕贝勒，称为固山王，此即满清封建王国之规模，固山王即犹中国周代之诸侯也。但其封邑无疆土之胙，以在旗者为之奴属，故旗人对帝王则自称奴才。人民以所属之旗籍贯，不论居地乡里，但曰某旗某牛录，凡能被甲者，即尽属士兵，是为满清初期军政合一之制。（《清代通史》卷上页五三～五四）
行政组织：努儿哈赤已创八旗之后，军律渐整，乃复置理政听讼大臣五人，参决机务；札尔固齐（蒙古语理事官）十人，分任庶务。此等理政大臣与札尔固齐，常以八旗固山额真（总管大臣）或梅勒额真（佐管大臣）等兼之。其体制文武不分，军政合一。若国人有诉讼，先由札尔固齐十人审问，然后言于五大臣；五大臣再加审问，然后言于诸贝勒。众议已定，犹恐有冤抑，乃令讼者跪于努儿哈赤前，再详问之。由于此种理讼之认真，是非严明，故臣下不敢欺妄，民隐上达，国内大治，奸宄不生；遗物于道，无或隐匿，必归其主，求其主不得，则悬之公署，使认取之。田野，刈获已毕，始纵牧群，无敢窃害者。行军，队伍整肃，节制严明；克城破敌之后，审核将士功罪，当罚者虽亲不贷；当赏者虽疏不遗，是以将士一遇征伐，靡不欢欣效命，攻城则争先登，野战则奋勇力战，所向克捷，丕烈昭著。
观此，可知满清初期，由军事组织发展而为部落政体。旗，初为军队之标帜，后乃转为部落之区分，为人民之所隶属。其在政治之行政上亦惟知以军事统其部属；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之事，皆视“旗”为区分，驯至听讼理狱大政亦然，军与政为一体。
军、政制度之演进：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儿哈赤死，太宗皇太极嗣位，乃召诸贝勒定议，每旗仍各设总管大臣一，为总管旗务之大臣。凡议国政，与诸贝勒偕坐共议；出猎行师，各领本旗兵而行，一切事务，皆听稽察，一如以前之固山额真兼充议政大臣。是为总管旗务之八大臣。其每旗各二之佐管大臣，察理本旗事务，审断词讼，亦一如以前之梅勒章京兼理事大臣，是为佐管旗务之十六大臣。
又，每旗各设调遣大臣二。此十六大臣，出兵驻防，以时调遣，所属词讼，仍令审理。至崇德六年（1641年），以议政大臣或出兵，或在家，有事谘商人员太少，若遇各处差遣则左右及王贝勒之前，竟无议事之人，乃命固山贝子尼堪、洛托、博洛等与议国政。每旗各设议政大臣三员，以巩阿岱等充之。盖其时虽已设六部，但国家大事，仍为贵族将领所操纵；故此虽较努儿哈赤时代之八旗制度为稍异，然以兵制为官制，军民之政不分，前后仍复相同。
天聪八年（1634年），始定军制之名。先是，各旗所隶兵，止就该管将领称为某将领之兵。至此，始以中国军制上之名称如护军、前锋、守兵、边兵、援兵、炮兵、骑兵、步兵各营伍，分别称之。又蒙古兵称左右翼；石廷柱、马光远所管之兵，称汉军；孔有德、耿仲明所管之兵，称天祐兵；尚可喜所管之兵，称天助兵。入关后，顺治十七年（1660年），又因明制而有总兵官、副将、参将、游击、备御诸名，论功加授。
蒙、汉八旗之增设：努儿哈赤于初设八旗兵时，合满、蒙、汉为一而编组之。每三百人由一佐领（牛录额真、牛录章京）；五佐领设一参领（甲喇额真、甲喇章京），领千五百人；五参领设一都统（固山额真、固山章京），领七千五百人；每都统设左右副都统（梅勒额真、梅勒章京）。共八旗八都统六万人。其时满洲佐领有三百零八人，蒙古佐领七十六人，汉军佐领十六人，共佐领四百人。其后归附日众，生齿日增，至天聪九年（1635年），乃分蒙古为八旗。兵万六千八百四十人。崇德二年（1637年），又分立汉为二旗，以石廷柱为左翼管旗大臣，马光远为右翼管旗大臣。至崇德四年，汉军由二旗再扩充为四旗。崇德七年，又扩充汉军为八旗，“天祐”“天助”兵皆编入之，仍各有旗色以为别。满、蒙、汉八旗外，又设索伦锡泊等兵，察哈尔兵。顺治入关以后，军民之政乃始画分，而非旧制矣。
二、汉化之政制
部院官制之始定：太宗皇太极天聪五年（1631年），始定议从汉制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一如明制，每部皆以一贝勒主之，曰“管某部事”（犹后之管部），其下有承政、参政、启心郎（似为译员）、办事、笔帖式等官。承政，满蒙汉各一人；承政之下皆设参政八人，惟工部分满八人，蒙汉各二人（犹后之尚书侍郎）。办事、笔帖式则各酌事之繁简补授。文臣赐号巴克式、榜式者，仍许旧称，其余并令改称笔帖式。
崇德元年（1636年）设都察院，司谏诤君主，奏劾诸王贝勒大臣之旷职不敬者，乃究察六部听断不公之事，其官制与六部同。明年，更定部院官制。先是，部院设满汉承政三、四人，其余参政凡二等。至是，每衙门只设满承政一员，以下酌设参政、理事、副理事、启心郎、额者库（即笔帖式，犹后来之主事）各官，凡五等。三年（1638年），更定蒙古衙门为理藩院，专治蒙古诸部事，官制亦同六部。合六部两院，是为八衙门。部事以贝勒主之。军政民政始分，官制亦由此而确立。八年（1643年），又命诸王贝勒不得管理部院，是为满清制度又一演进，盖此时国事日趋繁殷，非复头脑简单之王贝勒所能胜任矣。
文馆之设立与内三院之更定：天聪三年（1629年），皇太极以历观历代帝王得失之故，且欲记注国家政事，以昭信史。乃命儒臣达海等十人分为两直，翻译典籍，记注政事，名曰文馆，及崇德元年（1636年），改文馆为内三院：一名内国史院，记注君王起居、诏令，收藏御造文字；凡用兵行政，六部所办事宜，外国所上奏章，编为史册，并修纂历代实录，撰拟郊天告庙祝文，功臣诰命，诸贝勒册文等均属之。一名内秘书院，撰与外国书，及上赐敕书，并谕祭文录，各衙门奏疏及词状等均属之。一名内宏文院，注释古今政事得失，进讲御前，侍讲皇子，并教诸亲王，及颁行制度等均属之。每院各设大学士一人，其下有学士、举人等。时六部衙门虽已设立，然实权则握于文馆。盖其所司事务，比较接近内廷；且当时之王贝勒等虽掌兵事大权，兼领部务，然文馆之事，则非彼等所能干预者。故至是兵民两政乃渐分焉。
内阁与军机处之设立：至顺治十五年（1658年），清世祖裁内三院而设殿阁大学士。康熙即位，又以内三院为太宗之旧制，诏复之，而罢内阁翰林院。但至六年（1667年），复改内三院为内阁，设翰林院；内阁大学士之职，在赞理机务，表率百僚，盖沿宋明之制，其人数为满汉各二员；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员，为政令所自出；然满人大学士品级较优，实权多归之。
崇德旧制，每旗设议政大臣三员，皆以满臣充之，凡军国重务，不由阁臣票拟者，皆交议政大臣会议具奏。故清初之政令，虽号称出自内阁，而实权则仍在满大臣之手。至康熙九年，复顺治十五年满汉官员品级画一之例，于是大学士渐为文臣之极品。然康熙帝又设立南书院于乾清门右阶下，拣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充之，令其各拟进谕旨；是时南书院遂最为亲切之地，有如唐翰林之掌内制，于是内阁之权，又为稍分。及雍正年间，因西方用兵而立军机处，选大学士及尚书侍郎为军机大臣，使参机密重务，而内阁遂失其实权。其不入军机处者，除照例之票拟外，几与闲散冗员等；惟大学士品益尊，与三公并列矣。按满清之大学士尚书，向例俱兼议政虚衔，自此亦有名无实。至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遂谕不必兼充虚衔，而议政之名乃废。军机处本内阁之分局，清初承明旧制，机务出纳，悉开内阁，其军事付议政王大臣议奏。雍正年间，以内阁在太和门外，儤直者多，虑泄漏事机，始设军需房于隆宗门内，选内阁中书之谨密者入直缮写，后遂名军机处，初仅板屋数间，员寡事简，至乾隆始改建瓦屋。相沿日久，遂为军机章京之专职，而员数且数倍于昔，且不必皆内阁之人，凡部院之能事者，皆得进此任事，大臣之特简者无定员，后复有大臣上行走及大臣上学习行走，章京则满汉各十六人，分为两班，每班各以一人领班，曰“达拉密”。其额外汉章京无定员。此制至清末未变，虽皆兼差，而有实权，犹唐之中书枢密，咸丰谕旨谓丝纶重地，殆属政权所寄之地。其与内阁同为中央政府而分司行政者，曰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部设尚书，左右侍郎；其属有郎中、员外、主事等官，概属偶数，以满汉人分任之。其余号言路、司纠参者，曰都察院；储人材备顾问者，曰翰林院，以入直上书房，南书房为荣。詹事府本东宫官，至定制不立太子，徒以为翰林扬历之阶而已。司裁判者，曰大理寺，与刑部、都察院称为三法司。掌外藩者，曰理藩院，皆满员，无汉官，主教育者，曰国子监，祭酒司业为之长，均以翰、詹官升用。而通政司专司章奏。凡此为满清中央文官之大略。其帝室私掌，不关民政者，有宗人府、内务府、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銮仪卫等官。兹再将内阁、六部之组织，简述如次：
内阁——内阁大学士以殿阁之名冠之。殿阁之名凡六：故大学士曰中和殿大学士（乾隆十三年裁，增设体仁阁，以配三殿三阁之名），曰保和殿大学士，曰文华殿大学士，曰武英殿大学士，曰文渊阁大学士，曰东阁大学士。其名虽六，而设员则满汉各二人，不必全备。初定满人一品，汉人二品。顺治间俱改正二品，雍正间又俱升为正一品，均由特简补授，并兼六部尚书衔（后不兼）。此外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以六部尚书简充；雍正始置，佐大学士厘阁务。学士满六人，汉四人，兼礼部侍郎衔：初定满人二品，汉人三品，顺治年间俱改正五品，寻改正三品；雍正年间，升为从二品，所以敷奏本章，传重纶也。其下复有侍读学士，满四人，蒙二人，汉二人共八人。侍读满十人，蒙古、汉军、汉人各二，共十六人。典籍满、汉、汉军各二人，共六人。中书满七十人，蒙十六人，汉军八人，汉人三十，共百二十四人。贴写中书满四十人，蒙六人，共四十六人。中书舍人满二人，汉四人。共六人。内阁承办本章有五所：（一）满本房，司缮写。（二）汉本房，司翻译。（三）蒙古本房，司翻译外藩属国文字。（四）满票签处。（五）汉票签处，司缮写票签，记载谕旨撰文之事，俱以侍读学士、侍读司其事。中书分任之批发红本，曰红本房，以内阁翰林等官司其事。（见《清代通史》卷上第一册五○四~五○七页，下段同上）
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设尚书，满汉各一人，初定满人一品，汉人二品，顺治间改俱为二品，康熙六年复旧，九年再改俱正二品，雍正升为从一品。左右侍郎满汉各一人，品秩亦经屡改为正二品。初制，吏礼二部汉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衔，其非翰林出身者不兼；寻罢兼衔。又各部院初设有启心郎，顺治十五年始裁，各部各设清人吏司，吏部四，户部十四，礼部四，兵部四，刑部十八，工部四；又有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
六部分司而外，尚有堂主事一官，以满汉军充之，其数满人三至五不等，而汉军则部各一人，掌文案及章奏之事。又各部均有司务厅，司务满汉各一人，掌出纳文书，稽查胥吏。笔帖式满人三十四至百零五，汉军四至十六，蒙古二至八人不等，掌翻译清汉章奏文籍等事。而各部尚有附属之局、所、库、仓等机关。
三、地方制度一——行省
地方行政区：行省之制，创始于元，当时名曰行中书省，明清因之，以为地方最高级之行政区。按中国地方制度历史，在秦曰郡，在汉曰州，在唐曰道，在宋曰路；元仿魏、晋尚书行台之意，改中国为十一行省，地方权力益重。清仿元制，官职则略依明制，分行政区为四级：最大者曰省，道次之，府又次之，厅、州、县为最下。其官级则县上有府，府上有道，道上有司，司上有督抚，凡五等，是为普通之行政区。此外如东北各省、新疆、顺天府、蒙古、西藏、青海，及土司等，则为特别行政区。兹以表示之（见下页）。
省道府县隶属关系：清制区画，除京师、盛京、吉、黑、藩部而外，为十八行省，分置各府，以领诸县。州厅则参列其间，或直隶如府，或分治如县。而道又合并数府，或以府及直隶州为区域，以成四级之制。
省道府州县之官制：省有总督、巡抚（或仅有巡抚而无总督，或仅有总督而无巡抚，但总督有管二省三省者）、布政、按察、提督学政、道员等为行政官。
道为一省第二级之行政区。府为第三级。直隶州厅则与府同。州厅县为第四级。道之官制，清初有分守道、分巡道之分。分守专掌钱谷，分巡专掌刑名。守、巡之名，起于明朝，清初因之，设参政、参议为布政使之次官，分守各道曰守道，每省无定员。粮储、屯田、清军、驿传、水利，各以其职为名，设副使。佥事为按察使之次官。分巡各道曰巡道，每省亦无定员。提学、兵备、清军、巡海、水利、屯田、驿传、盐法诸道，各以专设各省要地。后因时裁设，衔额无定。至乾隆时，始裁去参政、参议、副使、佥使之衔，定守巡知为正四品。其职务之区分，至清末而尽泯，盖钱谷刑名守巡并得掌之也。其普通职权，约言有二：一曰弹压地方。守巡道虽文臣，而有命令军队之权，盖认为必要时，则移牒各地镇营，命其出兵，而亲行总帅之。二曰监督管内事务。各道职司风宪，综核官吏，为督抚布政令，以率所属。故刑名事件，除府所理流罪以下，直达按察使外，其余案件，必申详于道。若直隶厅州之案件，则无论性质如何，皆必经道，然后达之按察使。是道对下级官厅之审判，可谓第二审之裁判所。
府置知府（从四品）一人，统辖管内一切事务。府之辅助官，因地方情形不同，多寡亦异，最要者有同知（正五品）、通判（正六品）。同知皆有专职，如供给军粮、造船、水运、河海防御、镇抚蛮族等，种类繁多，皆冠以职名。通判分职，略同同知。此外，尚有经历、知事、照磨、司狱、宣课司大使、税课司大使、仓大使等（自正八品至从九品）；未入流者，又有检校、库大使、茶引批验大使、吏目，及幕友书吏等。
直隶州有知州（正五品）一人，掌一州之政令。其规制与知府同；惟无倚郭，其所治州即以知州行知县事。此外州同（从六品）、州判（从七品），其职与府同知、通判同，以佐知州为职务，员额建置不定。又有吏目、巡检（皆从九品）驿丞、闸官、税课司大使诸官（皆未入流）。吏目掌禁戢奸宄，防护狱囚，典司符籍。巡检以下，各掌其职与县所属同。
府及直隶州，皆有儒学教授（正七品、教谕（正八品）、训导（从八品），掌生徒训迪之事。
县之官制，置知县（正七品）一人，掌一县之政令，平赋役，听狱讼，兴教化，厉风俗，凡养老、祀神，贡士、谈法，皆躬亲厥职，所谓亲民之官。僚属有县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分掌粮马、征税、户籍、巡捕之事。
州有知州（从五品）一人，掌一州之政令。以县之地大事繁者升格之。所统辖一如县制。僚属有州同（从六品）、州判（从七品），分掌粮马巡捕之事。（以上见《清代通史》上卷第一册五四○～五四二页）
厅之官制，大约与州县同。
四、地方制度二——顺天府东三省及新疆
顺天府：顺天为国君辇毂之地，全国首善之区，其设置自与各省不同，府尹（正三品）为行政长官，雍正时以部院大臣兼管府事，亦犹六部尚书之外，设管理部务大臣者，其职权有与普通府同者，又有特别委任者，其下有府丞（正四品）、治中（正五品）、通判（正六品）、儒学教授（正七品）、经历（从七品）、司狱（从九品），及崇文门副使等官。治中，掌供文武乡会试之瓮饩制卷。通判，掌京城各市牙侩之籍，而榷其常税，会社则治其名簿。经历，掌出纳文书。照磨，掌乡试缮册弥封之事。司狱，掌刑部所送军流徒罪人收系而发遣之。副使，掌守崇文门库藏。儒学教授等掌八旗及京师黉序训课之政。所属有大兴、宛平二县，各置知县（正六品）一人，掌县之政令，与五城兵马司分壤而治。其下有县丞（正七品）、主簿（正九品）、巡检、典吏、闸官等。
盛京：此地为爱新氏发祥之地，故其设置亦异于各省。清初建都时已设六部承政、参政等官，顺治初迁都北京，悉撤废之，派内大臣驻防。后改为昂邦章京，给镇守总管官印。其后历康熙之世，仿明留都之制，复设礼、户、工、刑、兵五部，使各侍郎及其官属治之。以各官俱由京师铨定，故不置吏部。雍正又设满州尚书一人，总理五部。旋罢。
盛京五部而外，又有将军、奉天府尹、知府等官，皆因行政区而设，其制甚简。将军、掌军政其权最高。府尹掌一府之政令。其上有兼管府尹事务大臣一，为五部侍郎兼充。其下有丞、治中、理事通判、经历、司狱、儒学教授等官。（以上见《清代通史》上卷第一册五四四至五四六页）
吉林、黑龙江：行政组织较盛京尤为简略，只设将军、副都统及以下八旗武官。将军驻吉林城，综理全省事务。其下行政组织及官员极为简略。（见《清代通史》上卷第一册五四七页）
新疆：此地初为准、回二部，乾隆始定天山南北，创立经制，建城置官，俨如藩疆。由于其地是新定之边疆，故官吏皆为朝廷所简派，且只有将军大臣等武官，而无直接治理之文吏。所赖以统辖部落者，惟在其固有之伯克及札萨克等自治机关。兹简述其自治机关及官吏状况如次：
（一）自治机关：（见《清代通史》上卷第一册五四八至五四九页）
1.伯克——伯克，是回民称呼其酋长之号。乾隆时改为回疆，仍其故俗，各城设置伯克，授三品以下至七品官，其任命并非世袭法，大抵由参赞大臣奏请简放。小者由参赞及各城大臣先行检补，年终汇奏。大者曰阿奇木伯克，统理城村大小事务；副曰伊什罕伯克，其首领官为都噶伯克，掌租税者有噶杂那齐伯克，及商伯克。掌理登记田园家屋者，有密特瓦尔伯克。分理回民千人者曰明伯克，分理百人者曰玉资伯克。此等官员皆在各城承将军大臣等指挥，以治其部众。
2.札萨克——在新疆哈密、吐鲁番地方，其民皆出自蒙古部落，故其组织亦如蒙古，札萨克受汗王公爵。大抵世袭不替。故其实权亦优于伯克。其组织有旗、札萨克，清廷赐以王贝勒等爵，一如蒙古。
（二）派遣官员：
1.伊犁将军——乾隆二十七年，置总管伊犁等处将军，率领满人兵丁屯田。将军所居曰惠远城，统督驻在新疆各地之参赞、领队、办事、协办诸大臣。掌天山南北路之军政，专任边防之事。下有副都统二人，赞助机务。其他总管、副总管、协领、佐领、防御、骑尉等。
2.参赞大臣——赞襄将军以理军务。属下有总管、副总管、佐领、骁骑校、卡伦侍卫、印房章京、笔帖式等。在塔尔巴哈台、乌什等处，又有参赞大臣各一人。下有印房章京、笔帖式、管理粮饷等属官。
3.领队大臣——初派屯田兵于新疆，有八旗索伦、锡泊、察哈尔、额鲁特五队，皆以大臣统之，故称领队大臣，各冠以族名，如索伦领队大臣等。驻伊犁各处者五人，分统游牧。
4.协理大臣——驻乌什等处者，与参赞同。均裁设无定。
5.办事大臣——为天山南路回疆职官，分驻各处。由特旨简派，其下属官、略同参赞。
6.协办大臣——亦在乌什、叶尔羌等处，助办事大臣统治回民。
7.都统副都统——在乌鲁木齐。其下有协领等官，亦掌地方之军政，统满兵及绿营者。
五、地方制度三——藩部及土司
内外蒙古：内外蒙古之区划，其部落之最小者，为旗；合旗为部；合部为盟。皆因其会盟之地称之。其行政机关，有自治、官治两种。所谓自治，即其部落酋长之统治；官治则由朝廷所派之官吏治之。
（一）自治机关：旗有旗长，盟有盟长。旗长世治其民，称曰札萨克（外蒙有称汗者）。关于其领内行政，虽受理藩院及将军都统大臣之监督，然其实际则不受牵制。各札萨克惟每年贡羊、酒、马、香、罽、刀械，及朝贺、围班（帝出猎其地时，札萨克须扈从）、行走（各札萨克每年分班在京师充当御行走，或乾清门行走，共备仪卫，并无职掌）。又有协理台吉（二或四人）为札萨克之副，助理旗务。若有员缺，则札萨克与盟长会同择闲散王以下，台吉塔布囊以上，保举正陪二人，送理藩院。理藩院奏请引见，然后补任。其余官属，有管旗章京（一人）、副章京（二或一人）、参领（每六佐领一人）、佐领（百丁，或二百、二百五十丁，一人）、骁骑校（每佐领下一人）等，均选补于台吉塔布囊及部众内。盟长由理藩院开列盟内各部之札萨克，奏请敕裁任之。又依同一方式，选任副盟长一人，助理事务。故盟长异于旗长，是由朝廷任命者。然惟择札萨克中最有德望者，以总理各旗大事而已，其为札萨克则一也。各旗遇有重大事件，乃两者合议而行之。
（二）派遣官吏：朝廷派遣之大员，不独管辖无札萨克之部族，且驻在各要地，以任控御之责。分述如次：
1.察哈尔都统：驻张家口，管辖察哈尔及其他游牧部属。其下有副都统（一人）、理事官（满九、蒙八）、八旗总管（八）、参领（八）、副参领（八）、佐领（百十一）、骁骑校（百十七）、护军校（同上）、捕盗六品官（三）等。惟张家口属直隶，故关于此地汉人之事，仍须与直隶总督协议。
2.热河都统：驻热河，专制游牧蒙古。关于一般民事，必与直隶总督协议。而政治则有理藩院理事理刑二司员，承都统指挥，分掌钱谷刑名。官属有总管二人，协领（五）、佐领（十五）、防御（二十），及骁骑校、前锋校等。
3.绥远城将军：驻绥远城，凡土默特部之内属者，皆归其直接指挥。以其地在直省内，故一般民政，须与山西巡抚协议，一如热河、察哈尔之都统。
4.定边左副将军：驻乌里雅苏台城。在外蒙古之西部。统制喀尔喀诸部，或称乌里雅苏台将军。其余承其指挥，分掌诸部者有：①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二人，一由朝廷选满人派充，一由喀尔喀贵族补充），②科布多参赞大臣（居科布多，统制乌梁海部，其副为帮办大臣，皆治其所管地方）。
5.库伦办事大臣：驻库伦，掌中俄交涉事件。理藩院所派遣之司官、笔帖式、帮助大臣，掌贸易裁判事务，又洽克图置办事司员一人，监理俄人贸易事务，受库伦大臣之节制。
蒙古札萨克而外，尚有以宗教之首长而私有土地人民者，曰喇嘛。喇嘛本为黄教之首领，在西藏为最贵，其后迎入蒙古者，亦握政教之大权。且各有特别之名，如“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等，又有于喇嘛尊号上加札萨克三字者，如内蒙锡呼图伦札萨克喇嘛，盖其握政治之权，一如札萨克也。（以上见《清代通史》第一册页五五○～五五四）
青海：青海古曰西海，魏晋为诸戎所据，隋唐以来则有吐谷浑、吐番代兴，明初遣官招谕，授番酋以诸卫所指挥佥事等官，且与互市，又加番僧国师禅师等封号，各许其朝贡。西番之势力益分。清初有厄鲁特顾实汗者，自西北侵有其地，崇德年间即遣使通好，后其子留汗西藏，乃分其为左右境，部落散处，谓之青海诸台吉。康熙已平准噶尔，青海台吉咸内附，封以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爵。雍正时编设行政组织如次：
各旗如喀尔喀诸部之制，各有札萨克，惟不置盟长，而以西宁办事大臣摄之。办事大臣为朝廷所派遣，驻甘肃西宁府，专掌青海之军政，凡简稽军实，巡阅边防之事皆属之。
各旗之外，又有大喇嘛察罕诺们汗所属蒙古，分为四佐领，不统于各旗，即令喇嘛管辖，其封爵朝贡，隶于理藩院之典属、柔远二司，权力与蒙古喇嘛等。（以上见《清代通史》上卷第一册页五五四～五五五）
西藏：西藏为吐番之地，唐时始通中国，南与印度相接，其俗信奉佛教。元时，西藏领于番僧（若大宝法王帝师之号），尊礼特殊，明代因之。自宗喀巴始兴黄教，数传之后，为西番所尊信。于是有“达赖”“班禅”两喇嘛，更在番王之上。清兴东土，喇蕃遣使通好，赐以封号。康熙时为准部侵扰，经清遣兵平定后，乃永为中国藩属。其地有四（见左图）：
西藏亦有自治及官治两种机关：自治即喇嘛，官治即朝廷所派遣之官吏。
（一）自治之官：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实为政教二权之长。达赖领卫、康两地；班禅领藏与阿里。
（二）官治之官：有驻藏大臣、帮办大臣各一，驻拉萨，以三年交代。驻藏大臣及帮办大臣，与达赖、班禅立于平等地位。其特殊职权有三：一曰节制军队，二曰管理贸易事务，三曰统辖达木蒙古。（青海、西藏之境，有地曰柴达木，住此之蒙古人，称曰达木蒙古。别为八旗，归大臣直辖，以上见《清代通史》第一册页五五五～五五八）
土司：云、贵、四川、广西僻野之地。苗猺诸民，栖息其间，乃原始民族之遗裔，文化甚低，故此等地方之行政制度，至难实施。清初沿明之旧，分土司之官制为二：
（一）土官：分苗猺诸族之领地为土州县，择其族之酋长子孙世袭知府州县之职，曰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是为土官。土司之文化稍为进步者，则改为普通官厅，名曰“改土归流”。
（二）土司：土司为蛮族酋长，归降而有战功者，世袭与土官同。惟土官为文官，土司为武官。土司之职位，比土官略高，常带指挥使、宣慰使之职衔，受三品至五品之官，除征纳钱粮及贡物外，其他皆受所在府、州、县、厅之管辖。（以上采自萧一山氏之《清代通史》页五五七～五五八）
第三节 清代经济社会概况
一、经济
清代国库收入为田赋，次为丁税，再次为关税盐课。中原平定后，田亩辟耕，人口繁殖，收入激增。清康熙更整顿收入，严密查核开支。虽经进行平后三藩及征准噶尔战争，库存最高时仍达五千万两。清世宗雍正采取严峻密察之统治作风，其自奉节俭而努力整顿财政，使国库最高存额达六千万两以上。清高宗乾隆在位六十年之久，北征西伐，用兵最多。又大修典籍，奢建苑林，政府支出最为浩繁。但经其祖及父康熙雍正两朝之经营积蓄，使高宗乾隆坐承其成果而享用之，但财势实则益富，其存额竟超出以前两朝。经过讨平新疆，用去二千余万两，讨大小金川用去七千万两。普免天下钱粮四次，南游六次，共值二万万两。库存尚有七千多万两。而每年收支，仍有赢余一千一百余万两。可见当时国家财富之丰盛，为中国史上所罕见。
清代在英法未侵入中国之前，原为一纯封建式之农业经济国家。其经济生活资本为土地耕作，饲养牲畜，及手工业为农家之副业。清承明末流寇窜扰之农业社会，收拾乱极思治之人心，自顺治入关（1644年）至乾隆中季（1774年），其间一百三十年，多为承平少有荒旱之时，故农业兴盛，家给人足，国家税收充裕，号为安宁盛世。自乾隆中叶以后，吏治腐败，贪污风行，当时之皇室宗亲，中央大员与封疆大吏，都或为富有银钱之资本家，其以银钱来兼并农村土地，一变皆成广有土地之大地主。农民以安土重迁,而沦为官僚地主之农奴佃户。所幸官僚之富户不出三世，多由子弟败坏家业，又将土地出售于佃户所有，如此循环，使农村尚可维持其经济平衡。
在当时之国家经济政策中，有所谓不尚奇技淫巧之说，以是国中无人敢于创造一部新式生产机器，不敢设立新式工厂，不敢建造一艘新式大船，更不敢修筑一条公路铁路，只是墨守旧法，自耕田、织布、养蚕缧丝织绸锦，打铁、煮盐，以至于盖房修路一切依赖手工。而同时之西洋各国，则早已使用机械动力，集中生产，而进入资本主义之成熟阶段。西洋各国由资本主义之争夺海外市场而发展成为帝国主义时，中国因受封建思想限制，仍保守封建式农业经济状态，与西洋帝国主义者一经接触，立刻变为其彼此争夺之经济市场。
当时国人上下，在经济上仍袭明人之旧观念惟知重视白银，以为白银是唯一货币，可以代替财富，又以为国疆版图广阔，物产富饶，无所需求于国外，只要白银不外流，国家便无所损失。故对于外国通商，多采取以货易货方式，竭力防止白银外流为满足。是为闭关时期之经济政策。在嘉庆、道光时期（1796年～1850年）海运畅通，世界各地关系密切，各地商人皆知中国重视白银，于是争相载运银元来中国购买货物。当时中国输出货物中以丝织品、茶叶、瓷器为主，输出地以广州为主。由于广州市是出口贸易港，故有十三行之设立。英国商人不愿用银元向中国购货，乃用尽计谋以其所产之鸦片毒品作代替银元来推销，是为国际贩毒案中之大案。后由于鸦片战争爆发，始揭穿其此一阴谋。据黄爵滋与林则徐对于因鸦片输入使中外贸易失去平衡之计算称：“道光三年至十一年（1823年～1831年）广东海口共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十一年至十四年（1831年～1835年）共漏银二千万两。十四年至十六年（1835年～1837年）共漏银三千万两。”当时为禁止英国鸦片进口，因而发见过量加速之入超与白银之漏出，故林则徐奏议中特别强调者即“鸦片不禁，数十年后，非独无可用之饷，抑且无可用之兵”。
清初升平日久，国库收藏原颇丰裕，及乾隆中年，国力之富达于极盛。乾隆好大喜功，到处用兵，巡游无度，铺张庆典，大兴土木。于银钱消耗上漫无限。
……
展开
——《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 陆军二级上将 徐培根
本书系综合记述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生存发展之战争史，为“三军大学”奉蒋公手令所编纂。……以阐扬中华民族坚强之奋斗潜力与立国精神，并融汇与启发中国之战争思想及战争艺术，用意至为深远。
——《中国历代战争史》修订委员会主任委员 陆军二级上将 蒋纬国
18卷本《中国历代战争史》有许多后出著述不及的长处，其作者军事素养深厚，有的还颇富指挥战争的实践经验。他们在认真分析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战前战略态势，双方兵力部署和武器装备战法，战争进程及成败原因的分析较全面，认识较深刻，颇能“言人所不言”。
该书战略分析层次清晰，注重创新性。战略分析通常可以分成对国家战略、军事战略和具体战争计划与实施方案等不同层次，上一层战略制约着下一层战略。本着这一认识，《中国历代战争史》对每一历史时代都有高屋建瓴式的总体叙述，使读者可以全面了解当时的战略格局、参战国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情况，在此基础上再对参战各方战略加以分析，就如同层层剥笋，有很强的说服力。
该书能在大陆地区正式出版，并以横排方式适应大陆读者的阅读习惯，相信将会对大陆读者学习和了解中国古代近代战争史，促进军事历史研究的发展颇有助益。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部研究员 刘庆
专业军事人员与权威历史学家的联手，是本书质量的最大保障。前者保障了“战争”研究的专业性，后者保障了“史”的底蕴。
——知名历史学者、《布局天下》作者 饶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