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作出上述判决，Lord Simonds分析指出：对于那些献身隐居生活、终日代人祈祷的修女，我满怀敬意，我怎么能空口否认上帝说不定会应答她们的祈祷呢？可是，不管我是承认还是否认，是相信还是不相信，法院要求必须有证据表明特定的目的能够满足公共利益的检验，本案中这样的证据是什么？这里明显地是一种很不容易接受的证据。有人说，这不是一个证据问题，而是一个信仰问题，天主教信仰的教义就是相信代人祈祷的价值，因而，它是有益于社会的。但正是在“因而”一词后面，我必须暂停。虽然倡导宗教一般来说属于慈善目的，但并不能由此认为，法院必须承认任何一个教派的信仰都是经过证实的。信徒们必须皈依他们的信仰，尽管他们也许并不能证明这个信仰，但是，法院只能依据证据作出判决……至于公共利益因素，我可以说，本案所谓的公共利益实在太模糊，太不可捉摸，不能满足上述检验。公共利益的检验已经发展了两百多年，时至今日已经毫无疑问，公共利益必须能够体现出来。
然而，如果是在公共场合或者公开地举行宗教仪式，通常会假定它具有公共性质，除非明示地排除了社会公众的参与。在ReHetherington（1989）案，立遗嘱人将遗产赠与教堂，用于公开作弥撒，以超度立遗嘱人的灵魂。慈善委员会基于Gilmour v Coats（1949）案的理由，认为赠与的主要意图是有益死者的灵魂，而这是法庭无法衡量的，因而怀疑赠与的慈善地位。但高等法院Brown-WilkinsonVC判决赠与是慈善性的，因为表面看来，为死者作弥撒是为宗教目的的慈善，而且，公开的弥撒也具有公共利益，不只是仪式参与者受益，弥撒的公众性质也提供了遵从宗教的一个富有启发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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