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锦炎，法学博士，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证据法学、诉讼法学。1998年-2005年在西北政法大学完成本科与硕士学业，2010年博士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

　　《武器平等原则在民事证据法的展开》关注民事证据领域中的不公现象，即强势的一方当事人利用证据收集和运用能力上的优势左右诉讼结果，而导致本该胜诉的弱势当事人败诉。破解证据法上的“丛林现象”，需以武器平等原则为基础，构建更合理的证明规则体系，在当事人的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之间找到平衡。这既需要提升双方当事人证据收集的能力，也需要适当调整诉讼证明的难度，包括更灵活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和更富有弹性的证明标准规则。
　　基于上述理论，作者从民事诉讼模式的转变、证据收集制度的科学化、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的多元化、证明标准制度的弹性化等论题入手，详细论述武器平等原则在民事证据法领域的展开，为促进证据领域的公平提供理论参考。

　　笔者认为，证明责任的减轻，应当与证据收集制度区别开来。证据收集制度是当事人接近证据、获得证据的手段、途径的总和。证据收集制度独立于证明责任制度，其制度设置的目的是服务于当事人证据收集能力的提高，以充实诉讼中的证据量。证明责任则属于诉讼风险分配制度，证明责任的减轻实质上是减轻一方当事人的诉讼风险。因此证据收集制度与证明责任的减轻制度本质上并不相同。虽然扩充证据收集制度，特别是要求对方当事人承担一定的事案解明义务，某种程度上减轻了取证方当事人证据收集上的压力，也减轻了其所负担的主观证明责任，但不应将证据收集制度与证明责任减轻制度混淆。基于此，笔者认为，情报请求权作为证据收集的手段，不应列为证明责任减轻制度的范畴。
　　而证明责任减轻的另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证明标准（证明度）的降低。证明标准与证明责任关系十分密切，诉讼证明就是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运用证据说明待证事实达到法官确信的证明度的过程和状态。诉讼证明达到证明标准的要求才意味着当事人证明责任的摆脱。降低证明标准，意味着对当事人摆脱证明责任的要求降低，实际上减轻了当事人的证明责任。因此，证明标准的降低，是证明责任减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但是，证明标准与证明责任的减轻又分别处于两个不同的范畴，证明标准作为证据调查和证据评价制度的一部分，属于自由心证领域的要素之一；证明责任减轻属于证明责任制度的一部分，证明责任是经过证据调查和证据评价，穷尽了自由心证的要件，不再属于自由心证形成的领域。证明标准与证明责任虽然都属于法律问题，但证明标准属于程序法领域，而证明责任则大体上属于实体法领域。证明标准的降低，虽然客观上造成证明责任的减轻，但其本质上仍然属于证明标准制度的自我调整。
　　……

序
摘要
导言

第一章 武器平等原则在民事证据法展开的总框架
第一节 当事人在证据领域的实质不对等
一、当事人在证据领域的实质不对等
二、实质不对等的影响
第二节 武器平等原则的基本内涵
一、武器平等原则的内涵
二、武器平等原则的基本要求
第三节 武器平等原则在民事证据法中展开的总框架
一、展开的总框架
二、各国民事证据制度改革中对武器平等原则的体现

第二章 武器平等原则与诉讼模式的转变
第一节 古典辩论主义的缺陷
一、古典辩论主义的基本内容
二、古典辩论主义的缺陷
第二节 修正古典辩论主义保障武器平等原则的有限性
一、真实义务
二、阐明权制度
三、法观点指出义务
第三节 由辩论主义走向协同主义
一、协同主义的基本内涵
二、协同主义的内容
三、协同主义与武器平等原则的契合
四、将当事人的事案解明义务作为协同主义的基本内容

第三章 武器平等原则与证据收集制度基础法理的塑造
第一节 我国证据收集制度在保护实质平等上的不足
一、证据收集的非制度化
二、当事人证据收集权的虚无化
三、法院调查取证制度的休眠化
第二节 武器平等原则下证据收集制度基本法理的塑造
一、证据收集制度功能的重新定位
二、以武器平等原则重塑证据收集制度基本法理
……

第四章 武器平等原则与证据收集制度的科学化
第五章 武器平等原则与证明责任分配体系的多元化
第六章 武器平等原则与民事证明标准的弹性化
结论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