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政府与报界的关系而论,许多报馆为了躲避军阀政府的压迫,一般都要想方设法通过各种关系网寻求一位有政治势力官员作为报馆的政治保护人。①同样,在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期间,余日章和蒋梦麟之所以能够当选为国民外交代表,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他们所拥有的欧美同学会、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江苏省教育会等重要关系网络的支持。在华盛顿会议开幕前的反直接交涉运动中,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颜惠庆能够顺利地辟谣,与他和学界领袖蔡元培和舆论界领袖梁启超有比较良好的私人沟通渠道有密切关联。
然而,1920年代以后,传统关系网络虽然在北京政府与城市社会精英团体之间的互动与权力制衡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以列宁主义为思想武装的现代政党(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凭借它们的强大意识形态宣传工具、严格的政党体系,取代了传统关系网络在社会资源整合中的独占地位。传统关系网之所以会被现代政党所取代,有其内在的原因。这是因为传统网络在组织方式、行动理论和政治斗争等方面太原始化,因此它无法完成近代中国国家建构所赋予的艰巨使命。
以现代政党为单位的新的社会动员方式从根本上颠覆了北京政府与城市社会精英团体之间原本依靠传统关系网络所维系的互动关系机制。换句话说,1920年代以后,北京政府的瓦解很大程度上不在于该政府比1910年代的历届政府更无能,更腐败、而在于1920年代的北京政府失去了控制社会资源(政治权力、社会地位和经济资源)的传统关系网络整合优势。正是由于现代政党在1920年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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