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主张日英结盟的日本重量级政治家大隈重信在得知两国结盟谈判有进展后兴奋地表示：“（如今，英国）极爱和平，已达到文明之最高点。（日英同盟）就是英国与东方勃兴之国日本以同等之权利，维持东方之和平……”其对待英国文明的仰视和谦卑令人感到十分夸张。然而，当大隈面对亚洲时，又俨然一副傲慢嘴脸，声称：“亚洲文明之国，今以日本为第一，次即支那，若巴比伦、印度辈，往日文化虽可观，今则不足比较。”对此，长期旅居日本的中国革命家章炳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大隈重信等日本人“夫怀势利之心以观文化”①。而正是这种“势利之心”为日本追随英国，依托日英同盟，欺侮亚洲邻国提供了精神导向。
然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已成为世界主要强国之一的日本看到英国衰相毕露，其主流舆论一改往日的恭敬和谦卑，声称“西洋已经没落”，“英国的文明、英国的政治充满缺陷”，属于“老朽文明”，并开始出现批判“拜英主义”的潮流。此时，在很多日本人眼里，当年作为英国盟友的荣耀已变成“当看门狗”的屈辱，应该摆脱对英依赖，“在辽阔的太平洋上完成日本的文明使命了”②。应该说，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对英心态从恭敬到不屑，为战后日英同盟的解体做了很好的注脚。当然，在日本精英阶层崇拜英美者仍有人在，不过已开始居于少数。
华盛顿会议后，日本的民族自大心理一步步走向膨胀，其姿态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而言都呈现出“傲慢和高压”③。1933年，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松冈洋右，在因“满洲问题”宣布退出国际联盟后宣称，美国虽然富有，“但萎靡不振，极度精神衰弱”，英国“已经老迈，意在维持现状”，“最终也只有日本民族才能拯救人类”，日本要清除对欧美的“属国心态”，实现新的目标。④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日本人这种傲慢心态不仅是其与英美达成妥协的精神障碍，甚至还成为部分日本人一度不愿与德国结盟的诱因。比如，后来执意反对三国同盟的日本海军头面人物米内光政就认为：“希特勒是暴发户，就是输光了也无所谓。拥有三千年历史的日本天皇与一个暴发户同台握手，岂有此理！”①
然而，这种泡沫式的傲慢毕竟脱离了国际权势格局的现实，并不能完全压制日本人自明治维新后长期积淀在内心深处的，面对欧美的自卑感和依附意识。而正是这种心理表层的傲慢和深层的自卑，把日本人推向了选择德国的心理夹道。这主要是因为：由于表层的傲慢主要是针对英美而言的，日本如果在全面侵华战争受挫后，再求诸于英美或与之妥协，就与“耻感文化”高度重视“面子”不相容，会因此陷入严重的心理冲突；而多数日本人对德国并无蔑视心态甚至有诸多好感，如果与德国为伍，既能顾全“面子”，又能满足心理深处自卑感上升所激发的依附欧洲权势的渴望，缓解心理压力。②其结果，日本人在有意识拒绝“英美崇拜”的同时，无意识滑向了“德意崇拜”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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