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西山事件”对日本的“新闻自由”产生双重作用。一方面，政府赢得了审判，逃脱了新闻媒体和公民大众对于密约责任的追究，“新闻自由”受到暂时的限制。另一方面，由“西山事件”而引发的关于“新闻自由”与“国家机密”的论争，促使日本国民深刻反思日本民主政治。在民众压力下，法院多次重申宪法的民主主义原则，认同国民的表达自由权。以此为契机引发了记者是否有报道的自由、国民是否有了解真相的权利，即“知情权”的议论。日本学界也借机介绍了瑞典、美国相关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东京高等法院与最高法院多次重申宪法二十一条所保障的“新闻自由”不可侵犯，在法理上确认了民主主义政治的基本原则。“西山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战后日本政治民主化进程。
虽然最高法院认定西山有罪，但同时指出：“报道机关之所以有耐心且持续地说服乃至拜托该公务员，全是为了实现报道之目的。其手段与方法，若对照整体法律秩序之精神而言，系属得当，且为社会观念上所能接受者，则就实质上而言，应属合法的正当业务行为。”西山之所以被判有罪，是因为：“即使是报道机关，其采访时，也没有不当侵害他人自由或权利之特权，毋庸赘言，采访时所采取之手段或方法若是属触犯一般刑事法令之贿赂、强暴或胁迫等行为者，当然应受法律之规范，纵使其手段与方法并未触犯任何一般刑事法令，但若依整体法律秩序之精神，系属社会观念上无法接受之样态，而严重践踏采访对象之人格尊严者，应属脱离正当采访活动之范围而具有违法性。”也就是说，西山违法不是因为泄露国家机密，而是因为利用与采访对象的肉体关系这样的“明显践踏人格尊严”的采访行为。那么，如果采访目的确实在于报道，而手段和方法遵循整体法律秩序的精神，在社会观念上被认可的话，获取与报道国家机密的行为即可谓“合法的正当业务行为”。并且，最高法院在判决文中再次确认了“新闻自由”，其中提及：“于民主主义的社会中，报道机关有关国家政治之相关报道，系在提供国民参与国家政治的重要判断资料，以服务国民的知情权，因此，报道自由在宪法第二十一条表现自由的表达中，可以说是特别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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