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富人实现高额税收，以缓冲社会的“贫富差距”等，这是法治中合理的“不平等”，其合理性表现在这一“不平等”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与伦理基础。“区别对待”是法治中合理的“不平等”，这一观点在现实中具有重要价值。
（一）在特定领域，对官员要实行“有罪推定”
无罪推定，是指任何人在未经证实和判决有罪之前，应视其无罪。因此，无罪推定所强调的是对被告人所指控的罪行，必须有充分、确凿、有效的证据。如果审判中不能证明其有罪，就应推定其无罪。应该说这一原则对于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诉讼地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历史上看，“无罪推定”作为封建社会有罪推定和刑讯逼供相对立的产物，具有进步的意义。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一般认为，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没有确定完全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原则，只是确定了“无罪推定”原则衍生出来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与“疑罪从无”原则。从官员的特殊地位与反腐的现状来看，“无罪推定”原则对官员腐败的收效甚微，有必要实行“有罪推定”原则。
“有罪推定”的核心内涵是“你必须用证据证明你无罪，否则你就有罪”，事实上，这一理念在我国现有法律中已有体现，这就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自1988年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产生以来，饱受争议，形成了诸多争论。1997年3月14日，八届人大五次会议修改通过新刑法时，吸收了补充规定中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基本内核，但对原有不太科学的表述稍作了修改，以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作了如下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持否定论者认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有悖于现代刑法理念，与国际司法潮流背道而驰，典型的理由有：
1.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设立违背了无罪推定原则，该罪实行的是有罪推定，疑罪从有；
2.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违背了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规则，颠倒了控辩双方的举证责任，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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