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钊飞，1981年生，浙江诸暨人，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法治中国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曾先后就读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获法学学士、法学硕士、法学博士学位。2010-2012年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后。独著《人民调解的历史形成研究》，参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枫桥经验：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等著作多部。所著成果曾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浙江省诸暨市是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城市，也是“枫桥经验”的诞生地。建国以来，诸暨县域社会管理总体特征是从“管控”走向“综治”，再从“综治”走向“法洽”。2010年以来，诸暨市深入贯彻群众路线，继承并发展“枫桥经验”，努力推进平安诸暨、法治诸暨、和谐诸暨建设；同时着力提高基层党组织依法执政水平、提升基层政府依法执政能力、培育现代社会组织、扩展群众参与范围，构筑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现代社会管理体制；为诸暨市率先实现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在“走群众路线，创幸福生活”的指引下，诸暨市秉承“以人为本、服务群众”的核心理念，传承了基层社会管理中的一些老经验，创造了符合现代社会特征的一些新办法，进一步弘扬了“枫桥经验”，也为创新“枫桥经验”探索出了新平台。

　　“镇村联动式”调解的组织基础得以实现，也就是说，基层社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并不是纯粹的村和社区调解委员会，，还存在着按照基层政府行政区域设置的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农村社会中村级人民调解委员会和镇级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并存有了相应的组织基础，它们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之中必然会发生内在的联系和交流。司法部《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颁行以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随后又转发了一个更具权威性的文件，即《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的工作意见》。该文件是近10多年来关于人民调解工作力度最大的规范性文件，表明执政党和中央政府对人民调解工作是极为关切和支持的，并决心全面强化当前的人民调解工作。上述两个文件发布以后，各地调解组织规范化建设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拥有良好调解组织基础和调解传统的枫桥镇在2002年年底随即宣布成立“枫桥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在随后的几年中，枫桥镇设立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5个，村、居人民调解委员会30个，企业人民调解委员会26个，建立了一支拥有358名人民调解员的队伍，形成了“组织成网络，人员遍角落”的人民调解工作体系。由此，在枫桥镇，镇村联动调解模式的组织基础已经确立。
　　（二）加强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规范化运行
　　乡镇、街道层面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性质依然是“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尽管在实际的组织和运行过程中，乡镇基层政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极为明显和有效的。按照司法部2002年《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的表述，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由下列人员担任：一是本乡镇、街道辖区内设立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企事业单位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二是本乡镇、街道的司法助理员；三是本乡镇、街道辖区内居住的懂法律、有专长、热心人民调解工作的社会志愿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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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缘由
第二节 研究对象
第三节 研究方法
第四节 国内外研究的现状

第二章 建国以来诸暨社会管理的历史变迁
第一节 1949-1978年为管控型社会管理体制形成与定型阶段
第二节 1978-1992年为管控型社会管理体制解体阶段
第三节 1992-2002年为现代社会管理体制奠基阶段
第四节 2002年后为现代社会管理体制形成阶段

第三章 基层社会管理面临的主要挑战
第一节 “中等收入陷阱”下的社会问题
第二节 人民内部矛盾日益多样化、复杂化
第三节 现行社会管理体制的滞后性

第四章 诸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主要做法与经验
第一节 深入贯彻群众路线，继承并发展“枫桥经验”
第二节 不断深化群众基础，加强党组织的引领作用
第三节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建设法治型、服务型政府
第四节 提升群众的组织化，推进现代社会组织的培育
第五节 尊重群众主体地位，开拓公民有序参与渠道
第六节 融合各方现有资源，构建矛盾纠纷大调解格局

第五章 对策研究
第一节 基层社会管理需要理念创新与体制改革相结合
第二节 基层社会管理需要党的领导与群众智慧相结合
第三节 基层社会管理需要以人为本与民主法治相结合
第四节 基层社会管理需要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相结合
第五节 基层社会管理需要尊重传统与发展创新相结合
第六节 基层社会管理需要静态防控与动态平衡相结合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