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社会和谐最根本的内涵是社会与所存在的物质世界和谐共处，即人（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是社会其他各要素和谐的基础和条件。社会不和谐，表面是社会内部相关要素的不和谐，实质是社会大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关系出现了不和谐。自人类世界进入近代的工业社会以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人类依靠自身“发明”科学技术，大规模地向自然界摄取资源和能源，拓展人类的生产生活空间。一方面，建立在大量消耗资源和能源基础上的人类的物质财富极大地增长，生活水平极大地提高，消费急剧扩张，生活越来越“富足、讲究、奢侈”。但是，人类在自己取得的物质财富面前，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自私自利之风盛行，贪得无厌，资源和财富分配不公，矛盾重重，由此引发的国家、民族、区域之间的纠纷和争斗成为社会不和谐的最大威胁。另一方面，人类在生产生活中向自然界排放大量的污染物，极大地改变了自然界系统的物质、能量循环和地理景观，自然物质系统变得越来越不“可持续”，不断地向人类施以“报复”。由此引发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的自然灾害，严重威胁到世界的安全和稳定。人类因工业化、城市化所带来的职业病、城市病、“生活方式病”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令世界各国各地区惊惶不安，而这些又是引起各国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根本原因。人类在自己创造的物质世界面前，已经迷失了自我，安宁、平和、优雅、恬静、淡泊、怡然、朴实、简约这些本应属于人类美好生活内容的元素，在今天似乎离人类越来越远，今天的世界充满了嘈杂、烦躁、焦虑、恐慌、失落、偏激、欺诈、争斗、放纵、堕落、腐败。
改变人类异化了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纠正人类不合理的生产生活方式，尊重自然、尊重客观世界的规律，摆正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建立和谐的“人地关系”，用“可持续”的思想谋取发展，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首要选择。历史和实践证明，那种建立在大生产、高消耗、重污染基础上的生产方式是不可持续的，那种以摄取财富、追求物质生活享受为目标的生活方式是不科学的。历史和实践已经并且将继续证明，以追求“人类精神美丽家园”的休闲为中心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古代人类和未来人类最理想的境界，休闲生活方式和休闲文化是通向人类福祉与和谐社会之路的必经之路，是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最佳途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是对休闲给予最多赞美的人之一，他曾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等名著中，阐述了什么是快乐、幸福、休闲、美德和安宁的生活。他认为，“休闲才是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并把休闲看成是哲学、艺术和科学诞生的基本条件之一。国际社会学协会休闲研究委员会主席伊萨瓦·穆迪教授也指出，“休闲被誉为人类最伟大的拯救者之一，没有了休闲，这个世界将无一处快乐之地”（马惠娣和宁泽群，2010）。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休闲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休”在《康熙字典》和《辞海》中被解释为“吉庆、欢乐、美善、福禄”，强调人倚木而休，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融洽和谐。“闲”，通常引申为道德、法度，也有限制、约束之意。“闲”通“娴”，具有娴静、思想的纯洁与安宁的意思。中国古代社会休闲文化追求的“天人合一”和“天地间，和为贵”的理念，本质上是透过人的休闲和生活，悟出天地造化之大道，以达人与自然和谐之境界。儒家的中庸之道讲究“不偏不倚”，道家讲究“和而不争”，佛家修养强调“得中道”。古今中外观之，从和谐社会最根本的内涵——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角度看，休闲文化及其孕育的生活风尚是和谐社会建设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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