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叙事文本中的崔英杰形象，凶恶歹徒四个字便概括了他的一切，除了违法犯罪他什么也不做，除了是一名杀人罪犯，他什么身份也没有，为了让受众认同故意杀人罪和死刑的判决，那些有可能动摇这个形象的事件和细节都被尽可能的排除在文本所建构的事实图景之外。
相比之下，叙事[2]的主角则呈现圆型化的趋势，被告与城管发生冲突而且刺死一名队员是无可否认的，但事情并非如此单纯，除了表面看到的杀人事件，这个故事还包含了许多问题，而除了杀人凶手，崔英杰还有别的特征、别的身份。使用人物形象多面化、复杂化的方式来消解人们对犯罪行为、犯罪者的脸谱式认知，以及针对他们的恐惧和仇恨，这也是文学上比较多见的手段。
小说史上著名的例子如笛福的《摩尔·弗兰德斯》。假若按照叙事[1]的风格描述女主角摩尔·弗兰德斯，那么她是个无恶不作的坏人，她在小说里的事迹基本都是卖淫、盗窃、抢劫、诈骗，诸如此类，甚至只为一条金项链便动了邪念想杀死一个天真无辜的小孩，她最后被关进监狱绝对是正义和法治的胜利，应该人人拍手称快。然而笛福的叙事却使两百多年来读过该书的人几乎都对弗兰德斯投以理解和同情，原因是作者向读者展示了这个人物细致的经历、多面的性格以及复杂的心理活动：少女时代曾怀抱勤恳做人的理想，却被有钱人家的少爷诱奸并抛弃，为了不饿死，她不得昧着良心干非法的勾当，随着生活愈加窘迫，环境愈加不给她出路，她也愈加陷入偷抢行骗的营生无法自拔。当弗兰德斯连哄带骗拿走小女孩的金项链之后，她确实想到杀死那小孩以免她啼哭，但是“单单这个念头就把我吓住，我几乎站不住脚了”，①她最终没有伤害小女孩，不过也知道自己早已别无选择，“贫困硬化了我的心肠，我自己的苦困使我不顾一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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