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 中国经济对外战略考察
主讲嘉宾：张曙光
【嘉宾介绍】张曙光，1983年初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次年在俄亥俄大学获国际法与国际组织专业硕士学位，1990年获美国对外关系史专业博士学位。1990—1991年在耶鲁大学从事国际安全研究项目博士后研究，1993—2010年任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终身教职），现任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教授。主要教研方向：20世纪美国对外关系、冷战与国际安全研究、中美关系。主要学术研究成果包括：英文专著：Economic Cold War：America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9—1963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Maos Military Romanticism： China and the Korean War， 1950—1953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5)；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Culture：ChineseAmerican Confrontations，1949—1958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中文著作：专著《接触外交：尼克松政府与解冻中美关系》、《经济制裁研究》、《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美国对华战略思考与决策》，合著《实力与威胁：美国国防界对“中国威胁”的解读》、《美国安全解读》。此外，1988年至今在美国、中国、英国、挪威、韩国的学术刊物及论文集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最新英文专著Beijings Economic Statecraft during the Cold War, 1949—1991即将由美国威尔逊国际学术中心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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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国崛起与经济对外战略
中国和平崛起能否避免大国政治的悲剧？以经济手段为主体的外交能否上升到战略层面？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考量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
中国的“超速”崛起已是国际社会的共识。2011年，中国对外贸易近3万亿美元，世界第二；出口量达6万亿，世界第一。2000年，中国GDP总量不到万亿美元，只及美国的1/9，日本的1/5。2010年，GDP总量已增至5.8万亿美元，达到美国的40%，并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对外贸易额近3万亿美元，世界第二（出口1.6万亿，世界第一）。中国的经济总量仅用了十年时间就赶超西方：中国经济总量2000年超过意大利，2005年超过法国，2006年超过英国，2007年超过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
一个经济崛起的中国在走向世界。2010年中国“走出去”的战略取得的成果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数字说明：FDI达680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五；中国在近178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企业1.6万家；总存量达3172.1亿美元，跻身世界第17，有望在2020年达到2万亿；中国公民每年出境的目的地国家与地区达139个，总人数超过5200万人次；国家外汇储备首破3万亿美元。以美元为主要币种的外汇储备突破3万亿美元既存在一定风险，又会带来一些机遇。人民币升值使得中国人出国留学、旅游更加实惠。我们用这些资产去购买其他国家甚至地方政府的债券，而且国债日趋多元化。再看看中国国企2011年展开的三大“抄底”战役：中石油2011年5月宣布以10.2亿美元收购新加坡石油公司 45.51%的股份；中石油、中海油在以40亿美元的价格竞购美国公司KOSMOS能源处于非洲加纳沿海jubilee油气田30%的股权；中石化正准备以最高80亿美元的价格竞购专注西非、中东上游业务的加拿大AP油气公司。“走出去”战略经过六年的时间，给我们积累了相当大的战略资产。还有就是人民币的离岸结算。现在我们有三个离岸结算中心：一个在伦敦，一个在新加坡，还有一个在香港正在建。这将有助于人民币区域化发展。
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在引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设。首先是新兴国家结合体，又叫新兴市场结合体。在中国的积极参与和推动下，金砖国家（BRICS）之间的合作在稳步推进。从实力和影响力看，2007年以来，金砖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45%，超过G7国家，并拥有世界外汇储备的40%。从机制层面看，2006年以来的部长（外长、财长、行长等）级磋商成为常态，2009年以来的首脑会议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国金砖战略的目标就是，推动国际经济体系的“民主化”。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下一届的奥林匹克和世界杯将会使得作为主要金砖国家成员的巴西更具世界性影响力。从中国的“国际治理”战略层面看，自2003年以来，中国领导人连续七次参加“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2008年起连续三次参加G20峰会。根据2011年3月生效的IMF 2008年改革方案，中国在IMF的特别提款权份额占3.72%，投票权占 3.55%，位居第六；预计到2012年，中国的投票权将跃居第二。中国在实施“区域一体化”战略方面，也积极构建了一些国际合作平台，如：东盟“10+N”、APEC、上合组织、东亚一体化、欧亚峰会、中非部长会议论坛。
过去十年的所有这些努力与成就为中国建构了一个相当可观甚至是史无前例的经济对外战略资产。
资产有了，必须要有意愿。国家是否强大，不仅看它的经济实力，实力是一个部分，最重要的是要看它的政治意愿，即在运用这个实力时的意愿有多大。我建议我们要跳出原来的将安全和发展对立起来的二元思维。目前，我们国家确定的长期战略目标是发展，但是发展必须是安全的发展。一个像我们这样人口众多、幅员广阔、文明深厚的国家，在崛起和走向强盛的过程中，必须要有自身的国家战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大的战略，要清楚地认清我们的战略资产所在、我们的战略利益所在以及对我们这些利益的战略威胁所在，然后才能制订出我们的战略计划。这里面应包括三个方面：国家的安全战略、国家的发展战略和操作战略，其中外交、国防、经济、文化是操作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安全态势衡量模式详见下图：
建立国家安全态势衡量模式
由此，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结论1：国家对外与国防能力是安全态势的充分条件，但非必要条件；
结论2：国家对外与国防能力和国家战略意愿的有机结合是安全态势的必要条件；
结论3：能力、意愿与态势呈简单函数关系：能力强、意愿强——态势绝对强；能力弱、意愿弱——态势绝对弱；能力弱、意愿强——态势相对强；能力强、意愿弱——态势相对弱。
基于以上分析，我提出了以下战略考虑建议：
第一，应更积极地利用经济手段达到对外战略和政治目标。必须强化对国家核心利益的界定，在政治独立、国家统一、主权完整之外，应强调安全发展；必须对来自外部的、对这些核心国家利益的威胁保持高度敏感和理智的认知；同时必须充分利用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武器，坚定地将对外经济战略有机地纳入国家总体对外战略思考之中。
第二，应更加明确对外经济战略实施方向。有意识地建构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西欧、俄罗斯、印度、菲律宾、越南的“经济制衡”，这是中国经济对外战略的主攻方向；强化与中东、非洲和拉美国家的经贸关系，在不同时期选择不同的对象国以实施目的明确的经济战略，这是中国对外经济战略的一个重要方向。
第三，更加灵活地运用正面与负面经济手段。应更倾向于以长期接触促进融合的政策，汲取援助亚非和针对港澳台的CEPA、ECFA、“自由行”经验，完善正面经济外交体系；应加深对负面经济手段的政治意义的认知，加大与制裁相关的经济手段的力度。在两岸四地的关系中，我们已经拥有成功的经验，对香港、台湾，每次都是一个“大礼包”送过去的。还有“自由行”。对台湾开放“自由行”只有四年时间，“陆客”已达467万人次，这四年之内对台湾经济直接注入了约2012亿新台币的收益。我们必须在这些经验当中也吸取一些教训，同时加强对负面经济手段的认知，不要被所谓的国际道义所累。因为这符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利益，符合中国的安全发展的利益。
第四，要开始正视国内利益集团对国家加强对外战略实施的制约影响。妥善协调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国家安全与行业“安全”、国内建设与国际承诺、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中央与地方利益统筹的关系。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类似西方国家利益集团的“雏形”，有行业的，也有地区的。所有这些，特别是与经济对外战略或经济外交相关的，我们一定要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予以考虑和安排，不仅要做起来，而且要做好。我特别反对一段时间以来对安全观的泛化，诸如DNA安全等多种安全的担忧。实际上，很多所谓的“安全隐患”是来自利益集团的操作，是一种“伪安全观”。
第五，进一步推动经济外交机制化建设。强化中央统一指挥，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建构“跨部委”协调与整合机制，统筹中央和地方两方面利益。
今天的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交流和交融是空前的，但是我们的经济外交的运作却出现了指挥、控制、保障与沟通机制的缺失。中国在建国后的至少十年中经济对外战略主要是反制裁，是由对外贸易部主管。到20世纪60年代初要加强对外援助时，便成立了“对外经济联络总局”，由当时援助越南办公室主任方毅担任对外经济贸易联络总局的局长。随着对外经济援助的急速增长，国家为了有效地统筹中央与地方以及行业间的协作，总局1967年7月改为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1970年8月又改成对外经济联络部，陈慕华做部长，但是这个部已于1982年3月8日正式撤销了，其主要担负的经济外交功能被并入新成立的对外经济贸易部中。这个机构与机制的短板必须尽快加长。
希望我的上述分析能使大家对和平崛起的中国在经济对外战略思考中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中国的发展目前面临一些挑战，很多人说我们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快，但我们的朋友越来越少。对此，我认为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充分运用自身战略资产（包括经济实力）的意愿，并且这种意愿越来越弱的话，长此以往，这将是堪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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