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4月，戈尔巴乔夫所具有的力量变得更清晰了，当时，他向政治局建议契尔年科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讲话的重点是，过去几年的经验如何证明了，由于党在苏联社会中的领导地位和总书记在指导对外政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将总书记与国家首脑职位结合起来的必要性。当安德罗波夫担任总书记时，总书记身兼党的领导与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务的先例只有一个，即勃列日涅夫，而且他也只是在担任总书记18年的最后5年担任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在是否把太多的权力置于一个人手中的问题上，人们还存在一些疑虑，这一点有一个事实为证，即安德罗波夫并不是在担任总书记后的第一次最高苏维埃会议上（1982年11月晚些时候），而是在1983年6月才成为国家元首的。契尔年科在担任总书记两个月后升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戈尔巴乔夫提议他担任这一职务的关系，必然使两个职务的结合成为一种惯例。可以预期，就像他从担任党的领导人起就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如同他前面的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一样）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一样，戈尔巴乔夫将在他担任总书记后召开的第一次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成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除了在建议契尔年科担任国家元首的问题上发挥的作用，戈尔巴乔夫在党内第二把手的地位早在他接替契尔年科总书记职务之前就显现出来——在交接班之际，无疑经过了讨价还价，戈尔巴乔夫接替契尔年科担任了苏联最高苏维埃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与此同时，成为中央委员会掌管国际事务的书记，他还成为书记处负责意识形态和文化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因此，他实际上被授予了老苏斯洛夫的职位、但没有解除他管理经济和党的干部的权力——这就使他的地位甚至超过了苏斯洛夫，这一点也因为一个事实而成为可能，即在契尔年科担任党的领导人的13个月里，戈尔巴乔夫是除了总书记之外仅有的两个资深书记之一。另一个书记是罗曼诺夫，他负责监管中央委员会行政机关部（该部负责监管军队和克格勃）以及国防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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