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踌躇四千年（上）
如果把帝禹登基看作是中华文明史的开端，那么，从公元前2070年 到今天，4080年时间里，中国就一直没有摆脱一个政治困境。本章和下一章从这个困境入手，粗线条地宏观勾勒我们民族探索的过程，并引导出政治体制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既要有活力，也要有稳定。
鱼与熊掌兼得，这有可能吗？
一、孔子疑似二律背反
自古以来，华夏民族创造了伟大文明，但也一直没有走出一个困境：要不要中央集权？最早受这个困境折磨的政治家，是商朝末年的周部落首领姬伯；思想家，则是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 。
孔子在《礼记·礼运篇》里提出一个基本命题：最好的政治体制是“天下为公”，造成的社会名曰“大同” 。我们把这个命题称为“公天下之理”，在后世儒家那里，此理被表述为“天下者乃天下人之天下” 。
他在《春秋三传》里提出了另一个基本命题：最值得维护的政治体制是“大一统” ，该体制名曰“春秋”。我们把这个命题称为“大一统之义”。此义像一根绳子，在历史中延伸，可以被分解为搓成它的三股麻缕：1.天下者乃真德天子及其后裔之天下（在孔子那里 ）；2.天下者乃真龙天子及其后裔之天下（在《史记·高祖本纪》及其后历代王朝编年史里）；3.天下者乃真理天子及其后裔之天下（在朱熹特别是朝鲜金氏家族那里）。
“公天下之理”的核心，首先是国家最高权力不专属一人终身占有（所以有“禅让”）；其次，全部统治机器也不是可以在一个家族内部分配的私有财产（所以“天下为公”，不是“天下为家”）；再其次，无论最高权力还是分出去的地方统治权，均不会世袭（所以说人“不独子其子”）。根据这个原理，在没有政党运作的情况下，是建立不起任何中央集权体制的。
“大一统之义”的核心，是国家最高权力和整个统治机器归于一家（三代及春秋）或一人（秦汉以降）占有，而且可以无限期合法占有，这就意味着：这种占有不仅是终身的，而且是世袭的，其他人或家族不可犯上作乱。在孔子那里，“兴亡继绝”之所以被视为“大仁大义”，就来自于这种帝王“子孙万世一系”的正统观念和“可世”观念，也就是正统帝王通过世袭合法长期存续观念。实施并维护这个主张，中央集权就是必然趋势，也就是说，从西周“兼制”（王道） 到秦帝国立体高压中央集权（霸道）是必然的。虽然孔子维护的西周及春秋体制死了，但他维护的“大一统之义”却活了下来。
由此，我们可以以下两个正反命题为假设：
1、设“公天下之理”为正命题：没有任何个人或家族可以合法永久地占有国家主权（即天下）；
2、设“大一统之义”为反命题：任何人或家族一旦占有国家主权（即天下），应当持续占有 ，最好传子不传弟 。
不难看出，这两个命题明显背反。不过，这是假性背反，而非真性背反。真性背反有对错和正误之分，比如正题是“1+1=2”，那么反题“1+1≠2”就是真性背反。真性背反是形式逻辑命题，属于康德所谓的“先验逻辑”范畴，服从同一律。而假性背反通常只有好坏之分，并无正误之别。它们不是逻辑命题，而是境界命题，不服从同一律，服从所谓的辩证法，因为它们不在同一个境界。比如，孔子的正题是“公天下”境界中的命题，反题是“小康”境界及其后“衰世”境界中的命题，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正题对，反题错”，或反过来，而只能说“正题好于反题”。因为在孔子看来，正题是“大道”，“大道既隐”，才“天下为家”，才有“大一统之义”。比大一统更不好的是什么呢？国家分裂，天下大乱。
如果把“公天下”境界设为最好的理想政治（大道政治）、“大一统”境界分为相对较好的西周体制（王道政治）和不那么好的帝国体制（霸道政治）、“大乱”境界设为最差的“无道”政治，那么，从孔子开始的中国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凡是反对中央集权的，都是为了争取最好的大道政治（公天下）或为了争取较好的王道政治（家天下，比如封建贵族政治；或地方分权政治，比如辛亥革命后的联省自治），而非较差的霸道政治（朕天下）；凡赞成中央集权的，则主要是为了避免最差的“国家分裂、天下大乱”之无道政治。
中央不集权，未必能实现大道，倒可能滑向大乱；中央一集权，虽然可能防止国家瓦解，但也可能导致帝国土崩。这种两难处境，是一个梦魇，缠绕中国4000年，秦汉之际尤为瘆人，而半夜里都会被惊醒的，是观察力极其敏锐的西汉年轻的大政治思想家贾谊。
二、贾谊陷入虎狼之境
很多人知道，贾谊（公元前200年——前168年）是被自己的眼泪泡死的 ；但很少人知道，他是被自己的悖论套死的。
他有两篇雄文，华语世界受过点教育的，即使未读过，也可能听说过：一篇是《过秦论》，另一篇是《治安策》。让人惊讶的是，他前一篇文章所赞成的，正是他后一篇文章所反对的；反过来亦然。似乎他左手写了一篇文章，右手写了另一篇文章，左右两手互搏，前后两文打架。他在前一篇文章里挖了一个坑，就在后一篇文章里自己掉了进去，一直到他被自己的眼泪淹死，都没有能爬得出来。
在《过秦论》里，他认为秦帝国灭亡的一条祸根，是中央集权，没有“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也就是说，没有搞分封制 ，意思是说，秦帝国只有脑袋，没有身子；在《治安策》里，他反过来认为，汉王朝为自己埋下的祸根就是“中央不集权，搞了分封制” ，“汉帝国下半身浮肿，脚趾头比腿粗，腿比腰粗” ，但遗憾的是，他没有体验过比汉帝国下半身浮肿更可怕的病症，比如全国老百姓全身浮肿，像历史上所谓的“自然灾害”时那样。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把《过秦论》的论述主题——秦帝国单一郡县制中央集权，称为“高压”政治 ；把《治安策》的论述主题之一—汉王朝前后分封异姓、同姓诸侯王的地方坐大，称为“负压”政治 。如此，则可以这样表述贾谊最主要的政治思想：高压要不得，负压也要不得。什么要得？调压要得。什么是调压？调压就是给负压政治加压，给高压政治减压。
贾谊比他同时代人甚至比他的思想继承人（晁错、主父偃和汉文帝）高明的地方在于，他更知道政治压力的变化是相对的——地方权力减少一分，等于中央权力增加两分；反之亦然。因此，在为负压政治加压的同时，就要考虑减压的反制措施，否则负压政治很快会转变为高压政治——秦始皇和汉武帝失之于此；在为高压政治减压时，也要考虑到加压的反制措施，否则，高压政治也会转变为低压政治——汉高祖刘邦虑不及此，故而矫秦过正。
贾谊给汉文帝的政策建议既有增压措施，也有减压措施。增压措施记载在他的《治安策》里，减压措施记载在《史记》和《汉书》里。
贾谊的增压法，就是为浮肿的汉帝国下半身消肿，当然不是喝绿豆汤或吃芒硝，而是施行类似于今天公司操作中的“公司分立”和“股权拆细”的方法。按照贾谊的奏折，要区分两类王国，一类是地多子孙也多的王国，对它们要双管齐下：“公司拆分”加“股权拆细”。“公司拆分”就是“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 ，把一个大的王国分成几个小的王国；“股权拆细”就是把一个王国里的封地瓜分给子孙，分完为止 ，一个大股东就变成了若干小股东。这是按人头分股份和帽子。
另一类是地多子孙少的王国，对它们可以采取“股权悬空”或“开设空头账户”的办法，虚设国号，把从大国割出来的土地置其虚名下，等到国王的子孙繁衍出来了，就将土地封给他们 。这是分好股份和帽子等人头。
这样做的结果，会造就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呢？是某种更好的政治吗？它既有别于患大头症的秦帝国式的高压政治，也有别于患下身浮肿病的汉初低压政治吗？贾谊没有说，但他做了。他建议汉文帝，让所有享有“食邑”但在朝廷执政的“列侯”统统回自己的封地 。此建议可能的政策后果，是进一步削弱中央集权，因为：第一，京城列侯要回的是汉地，而非其他诸侯王的封地；第二，京城列侯大多是开国元勋，有的还在相位，如绛侯周勃，或在公卿之位（相当于政治局常委），如颖阴侯灌婴，他们“就国”，是“告老还乡”的别名。因为前一条，地方分权将加强；因为后一条，中央控制权将削弱。
既然认为整个帝国尾大不掉，为什么还要进一步切削脑袋呢？这看起来是贾谊的另一个悖论，但实际上，这是他拆分诸侯国的反制措施。或许在贾谊看来，如果按他的“消肿”处方抓药，诸侯王势力突然崩解，中央权力相对膨胀，帝国会头重脚轻，搞不好会摔跤。豆剖地方的同时，紧缩中央，这是一种平衡。
出乎他意料的是，列侯“上山下乡”得到了文帝相当彻底地实施 ，连丞相周勃都“回乡”了；但文帝却当不了庖丁，不忍向诸侯国的群“牛”下刀 ，只是在贾谊哭死自己后，作为一项悼念活动，文帝分齐文王的遗产为6国，分淮南为3国，给各自死去国王的子侄继承 。结果，中央政府更加羸弱，地方王国更加嚣张，终于酿成景帝时后七国之乱。
这好比是“前怕狼，后怕虎”。前怕狼，秦始皇高度集权的“高压政治”之狼；后怕虎，汉文帝时地方坐大的“低压政治”之虎。那么，贾谊想要的理想政治是什么呢？是终于当了“庖丁”的武帝治下的汉帝国么？
三、汉武碾磨诸侯王国
先说两个小故事。
吕太后有个妹妹，叫吕须。吕须有个女儿，不知道叫什么，但她嫁了个人，有名有姓，叫刘泽。刘泽辈分甚高，是汉高祖刘邦祖父辈的人。诸吕用事时，因为己刘妻吕，两头沾光，封琅琊王。又因为诛诸吕拥文帝有功，被徙封为燕王。第2年，刘泽死了，他的儿子刘嘉嗣位。9年后，刘嘉又死了，其子刘定国嗣位。在刘定国看来，他可继承的东西很多，不只是父亲的王座，还有父亲的床第。他占了后妈，与其生有一男。不过瘾，又占弟媳为妾，还左抱右拥自己的3个女儿。
有人举报，武帝震怒，让新宠主父偃前去查处。主父偃以前“北漂”时到过燕国，但不受待见，这次终于有了报复的机会，便上书说刘定国不可以活。武帝准奏，让其自杀，燕国从此被除名，改为郡县。
无独有偶。齐厉王刘次昌也是专爱自己不应该爱的东西——自己的姐姐，不爱自己母亲为自己选的妃子。刘次昌的母亲是王太后纪氏，她不想让自己儿子这块肥肉掉进别的狐狸精嘴里，于是想到自己娘家的另一个翁主。
碰巧，汉室皇太后王氏与前夫生有一女，该女又生一女，名娥。在皇太后眼里，娥是空中飞蛾，非诸侯王的火，不让她扑。来自齐国的太监徐甲看在眼里，提出到齐国出趟差，让齐厉王自己来求亲。太后大喜，答应了他。主父偃知道了，托请徐甲把自己的女儿当私货塞进齐王后宫。徐甲到了齐国，说明来意，却被纪太后骂了个狗血喷头，先骂徐甲是个贱人，再骂主父偃是个蠢货，当然不敢骂皇太后是个婊子。
徐甲连滚带爬回到长安，回禀太后和主父偃，还说齐王在干燕王刘定国干过的事。于是，太后咬牙，主父偃切齿。后者进谗武帝，说齐王不仅淫乱，且有反心。武帝便派主父偃到齐国当丞相，这下，狼外婆终于进了鸡窝。女儿虽进不了齐王后宫，但自己进了。不过带来的不是口红，而是棍子。一番拷打，坐实了厉王与其姐通奸。厉王年少，一害怕，仰药自尽。齐国从此也被除名，所有封地变为朝廷郡县。
两个故事情节不同，但结果都一样：国王自杀，王国陪葬。或者说，诸侯遭横祸，帝国发横财。不费一兵一卒，也不费一唾一沫，两个大王国的封地就并入了中央政府。
不要以为汉武帝只用了主父偃的言，用推恩法切削诸侯 ，将诸侯国的大土豆切削成土豆片，或土豆丝，或炸或炒；他还会用两片大磨盘，把大诸侯国放进去碾磨——被碾成粉末并装进自己面粉袋里的，就有燕国和齐国。根据班固的归纳，文景武三朝都切削、抑制诸侯——文帝分齐、赵；景帝削吴、楚；武帝业绩最丰：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为三。从此以后，“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 ，这意思是说，诸侯王变成了地主。到了汉哀帝、汉平帝之际，就只剩下皇室远近后裔了：有钱的还是大户，无财的大多破落。
毫无疑问，汉武帝像捏泥巴一样捏出了一种新政治。这种政治，似乎是按照贾谊《治安策》的建议兑现的制度安排，它可能摆脱了贾谊陷入的虎狼之境，但它能为汉帝国带来繁荣昌盛且长治久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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