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姆·马尔斯（Jim Marrs），资深记者，《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已经出版的畅销书有《第四帝国的崛起》、《秘密之治》、《异国议程》，以及《穿越火线》，其中《穿越火线》被改编成电影。
　　他现在居住在得克萨斯州。

　　作者吉姆·马尔斯，美国资深记者，也是《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已出版过多部深受欢迎的著作。
　　在《美国怎么了》里，马尔斯用调查式的手法，向读者展现出了真实的一幕——国际经济、媒体和政治已经被美国全球统治精英操纵着，他们正在缔造一个“新世界秩序”，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将被裹挟进去。
　　这个新世界秩序，已经渗透进政治、经济、网络、医疗、健康等各大领域。它的影响蔓延到了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从我们在杂货店买的商品，到晚间新闻节目的话题，概不能免。
　　2008年针对次贷的经济援助，真相竟然是金钱在全球精英集团之间的流通？
　　美国富有生机的公民意识，早已经成了拙劣的表演？
　　“大制药集团”是在消灭疾病，还是在生产疾病？
　　为什么政府要抑制能够明显治疗癌症的器械呢？
　　政府会使用微芯片来监视民众吗？
　　爱国法案与纳粹立法如何相关？
　　作者在书中给出了系统性的解决方案，并提出了36条具体建议，让我们重新思考经济、政治、医疗和未来！
　　本书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商业发展有重大借鉴意义。

　　第一章
　　僵尸国家
　　我能感觉到在不远的将来，一场危机正在酝酿，这使我高度紧张并为我的国家的安全万分担忧。战争结束后，企业集团成了“无冕之王”并打开了一个高度腐败的时代，金钱的力量将通过压迫人民来统治整个国家，直到所有的财富都汇集到极少数人的手里。而到那时，也将是我们的共和国分崩离析之日。
　　——亚伯拉罕 · 林肯
　　经济的败退
　　美国，正处在艰难的时刻。
　　由于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所谓的“美国金融体系的崩溃”，在2010年年初，美国家庭超过5万亿美元的财富蒸发了。大约1/8的抵押贷款出现了违约或止赎，预计2012年还将有1000万套房产丧失赎回权。1/8的成年人和1/4的儿童在靠政府的粮食救济过活。
　　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使这些问题更加恶化。根据美联社的报道，有1/5的美国人正处在失业或待业的状态，这个数字在2010年还会上升，成为继“二战”之后第二高的失业率水平。
　　争议和不满此起彼伏，它们的矛头共同指向经济的糟糕局面。如果说经济是这具“僵尸国家”的双手，那么这双手已被债务牢牢地捆上了。
　　查尔斯·K.罗利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和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郡的洛克研究所所长，他的言论在政治界和经济界举足轻重。他在发表于英国《每日电讯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美国经济的困境源于一种不断传播的‘借债风潮’，这种不良风气从2011年开始腐蚀联邦政府，甚至大幅影响了千千万万家庭的习惯。”他还提出了一个大家都有的疑问：“如果过度的政府债务是问题的本源，那么为什么还要继续增加这种负债呢？为什么还要鼓励个人家庭在债务的泥潭里越陷越深呢？”罗利还充满担忧地指出：“美国在经历经济崩溃中将从第一世界退化成第三世界国家的说法并不是全无可能，就像在胡安·庇隆‘国家社会主义’统治下的阿根廷的经历一样。”换言之，如果美国政府不尽其所能找到出路，那么美国的大多数家庭都将沦入第三世界国家。在这个国度里，缺少的不仅是食品、水和商品，还有政府对社会局面的把控。
　　金融危机中一个鲜有人关注的方面，就是税收下降的严重性，然而奥巴马政府和国会用以刺激经济的开销却越来越多。根据CNN的报道，截至2009年8月，联邦政府的税收与2008年的前8个月相比下降了25%。国会预算局预计，税收占GDP的比例也将从历史平均水平的18.3%大幅下降到14%。另外，个人所得税的收入下降了20%，公司所得税的收入更是惊人地下降了56%，展望2010年，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联邦政府收入的亏损也波及了地方政府。每况愈下的就业状况导致了32个州的失业保险信托基金低于联邦指定的运作标准，这意味着，这些州需要大量联邦贷款以补充失业救济金的不足。印第安纳州维哥县的一位官员称，在2009年年中，如果一个去世的人没有储蓄、保险或者家里没存钱，那么政府甚至负担不起他的葬礼了；在亚特兰大市，市民组织起来试图阻止政府拆掉旧住宅楼；在密歇根州，有超过20个县反对铺设砾石路，密歇根州郡道路联盟称这是为了能把经费节省下来。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企业的90%由家族拥有或控制，而金融危机迫使其中的大部分关门倒闭。据劳工统计局估算，在2007年第四季度到2008年第四季度之间，有将近400万个员工人数少于19人的公司倒闭停业。
　　实际上，美国民众在2009年已经设法存下更多的钱，但是政府的赤字如脱缰野马，使民众的努力白费了。《美元大崩溃》的作者彼得·希夫对此解释道：“道理很简单，因为政府的债就是我们的债。假设一个家庭削减了生活的支出，在这年里多存了1000美元，但是政府的债务平摊到每一家却是2万美元（2009年财政赤字的18万亿美元平均到每户的大致数字），那么在这一年里，这个家庭的负债实际上比年初还多了1.9万美元！”
　　“社会主义”和个人自由的丧失
　　要理解美国的现状，“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是个关键。很多字典里都定义“社会主义”为“对生产资料和分配方式实行集体管理和集体所有制”，不过也需要一个中央机构来对这些进行管理。
　　社会主义的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描绘了这样一幅劳动者的美好蓝图：“每一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自由地选择职业，不受束缚地满足自己的需要。”当然，一个人在从国家获得自由之前，必须先服从于国家。
　　列宁还说，我们的一生都在与“个人的突出”做斗争。在这一点上，他的观点和早期资助过俄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派的西方全球主义分子有相同之处。列宁还表示：“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要消除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差别，也不只是要拉近国家间的距离，而是要实现世界大同。”他甚至预见到颠覆美利坚合众国的办法：“摧毁一个国家最好的办法，就是使其货币贬值！”和“给我四年时间，就足以教化所有的儿童，并且这些‘苗子’永不会被连根拔起”。
　　美国前财政部长助理保罗·克雷格·罗伯茨在论述“自由的第一原则”的著作中这样写道：“在20世纪之前出生的人是‘私人的个体’，他唯一的身份标志就是他‘肉体的存在’，而不包括其他的档案、表单、证明、许可、工作状况、收支证明、身份证、兵役证、供应卡、护照、报关单、调查表、纳税申报表、多重身份报告、社会保险号和其他证明身份的东西，不包括出生、国籍、地位、宗教、信仰甚至准备要做何事、去哪里、何时离开、何时行动以及从事什么工作、做什么生意、买什么东西、住什么地方……”
　　罗伯茨举了一个例子，意在证明专制会如何侵蚀美国人民的自由：“事情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当时，美国的地区法官威尔伯·欧文斯对‘佐治亚州大学系统代理董事会’下了命令，要求他们对各学校间的师生队伍进行强制性的人员调动，以达到不同种族人数的平衡。其实只要这种非自愿式的人员调动只限于市区内的学校，并只在小学和中学里进行，我的不拘小节的同事甚至还会视它为一种社会进步。但如果这种强制性的调动是在不同的城市之间进行，那么这就是‘法西斯主义’了。”事实的确如此，在民主进步的20世纪60年代以前，劳动力的政府导向只存在于法西斯政权和斯大林政权。而往往就是这样，直到人们的个性自由受到威胁时，他们才意识到中央集权主义思想的恶果。
　　美国的剥削并不是从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的，它已经存在了几十年。1934年《芝加哥论坛报》上发表了这么一幅社论漫画，题目是《是在筹划经济，还是在筹划破坏？》，漫画中的男子自称是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的“热血青年”，他们从推车里一把一把地往外撒钱，车底下坐着蓬头垢面的列夫·托洛茨基（苏联共产党和第四国际领袖），旁边还写着：“美国的计划就是——花钱，花钱，拼命地花钱！在复苏的假象下——政府濒临破产——资本家就是罪魁祸首——宪法被践踏，专制在为所欲为！”如果放在今天，这个作品肯定是出自一个保守派漫画家的笔下。
　　一些年长的人可能会忆起诺曼·马顿·托马斯（美国社会党成员，和平主义者，曾在1928年至1948年间六次竞选总统）的一句话——美国人永远不会正面地选择社会主义。他还说：“在‘自由主义’的名义下，他们会慢慢地采取社会主义的各种措施，直至有一天美国真的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而人们却毫不知情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1948年的一次采访中，托马斯表示即将从政界退下来。他的理由是民主和共和两党都已经采纳了很多社会主义政策了，那么社会党作为“第三选择”，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
　　如果在1948年，我们对托马斯的话还将信将疑的话，那么今天看来他无疑言中了。很多人都见证了曾经所谓的“温和社会主义”，已在今天美国华盛顿制定的政策中成为风气。从2009年2月16日《新闻周刊》的封面标题“我们都成为了社会主义”中，也许就能洞察些什么了。对于银行业和汽车业的国有化，许多美国人感到不安并担心这还将继续。
　　茶党
　　所谓 “茶党”，是指从2009年4月开始兴起的运动，参与者抗议失去控制的政府支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事以及争议不休的全民医保方案。这个名字源于1773年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当时的北美殖民地居民为了抗议英政府的“无代表权而征税”，将船上的茶叶倒进波士顿港湾。有现代学者指出：“如果当初的被殖民者认为‘无代表权而征税’是错误的，那么他们面对的不过是‘有代表权而征税’。”
　　2009年，抗议的行动蔓延到许多镇议会中。尽管还是在夏季休会时期，议员们却在声嘶力竭地表达着不满，有的甚至还被选民簇拥着涌出大厅，他们对奥巴马政府的“社会主义”全民医保方案和政府当局的“渎职”感到十分震怒。民众抗议的“浪潮”已经持续到2010年，“茶党”和示威活动连绵不绝，他们对社会主义化的“伪善”政策，对医保改革的危机，对政府为大集团经济纾困以及美国经济遭受的重创深感愤怒。这些问题后面都将着重讲到。
　　新世界秩序
　　通过广播谈话节目和互联网的博客，许多关注的人都在试图探知一些关于全球主义者们想要控制全世界的计划，也就是布什总统提到的“新世界秩序”，这个概念也被阿道夫·希特勒用过。这些人以“全球主义者”自居，认为自己已经凌驾在弱小的国家主义之上，甚至整个地球都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之中。在他们的全球版图中，美国已经并没有那么多的油水可以榨取。他们还奉行一句“光明派”的哲理，那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然而，这些人却绝不会承认自己和那些年代久远的秘密集团，或者是把这句话在政治上发挥得淋漓尽致的纳粹有任何关系。
　　在珍妮·韦德尔的《影子精英》中，她把这些“全球主义者”形容为“会隐身的家伙”，他们的背后是一个跨国精英集团，而他们则是“极具权势的人，以商业顾问、智囊团、电视评论专家和政府顾问的面孔出现，操纵他们的机构运作于无形之中。然而，不只他们会这种‘分身易容之术’，他们的追随者同样精通此道”。
　　先不论我们如何戏称他们，包括那些作为喉舌的媒体和被收买的政客，我们应当明白，“新世界秩序”的确存在，并且“谋一时也谋万世”。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曾经写道，在俄国革命时期，有一笔巨款从美国流入俄国以资助布尔什维克党派，这个党派是共产党的前身。而出这笔钱的人，正是洛克菲勒和其他的华尔街资本大鳄，比如雅各布·希夫、伊莱休·鲁特、J.P.摩根和哈里曼家族（W.埃夫里尔·哈里曼曾在“二战”期间任驻苏联大使），也正是这些人出资组建了“外交关系协会”。
　　不过到了后来，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运动让这些资本大鳄感到害怕了，他们需要各个政治经济集团鹬蚌相争，制造紧张局面，以达到他们的利益和控制的最大化。因此，他们开始转而扶持德国纳粹党。德国军事头领阿道夫·希特勒在他们的资助下，进一步壮大了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国家工人党，以对抗共产党的凌厉之势，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祸根。有三位美国的大人物为纳粹的资金筹措帮了大忙，包括花旗银行主席约翰·麦克罗伊、施罗德银行代理人艾伦·杜勒斯（包括他的兄弟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以及联合银行组织和汉堡美国船舶公司的一位主管普赖斯考特·布什。有意思的是，在“二战”之后，约翰·麦克罗伊成了盟军占领下的德国的高级专务官，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成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务卿，艾伦·杜勒斯成了在任时间最长的CIA局长，而布什作为康涅狄格州参议员，对于中央情报局的成立也起了重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麦克罗伊和艾伦·杜勒斯都曾被总统林登·约翰逊任命于沃伦委员会，专事调查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但这个机构在当时饱受争议。“二战”过后，“全球主义者”的计划盯在了联合国的成立上。其实在此之前就有人建立了一个名为“国际联盟”的跨国性组织，但是这个组织最终解散了，因为美国的参议员认为这会削弱国家主权。
　　作为世界经济论坛和“外交关系协会”成员的尼克·洛克菲勒，也许已经一不小心揭开了“新世界秩序”这个计划的面纱。已故的好莱坞制片人亚伦·卢梭曾透露了洛克菲勒对他说过的一句话：“这个计划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剥削和压榨每一个人，控制全社会，最终使银行家和极少数精英操纵整个世界。”
　　曾在老布什时期任房屋署助理部长的凯瑟琳·奥斯汀·菲茨在2009年年初这样记录：“2011年的秋天，我参加了一个伦敦的私人投资会议，并递交了一份文件，题目是《统治和金钱运作之道：汉密尔顿证券集团的毁灭》。这份文件写了我的所闻所见，那就是——华盛顿—华尔街轴心集团恶意地启动了房地产和债务的泡沫危机，使巨额资本非法流出了美国；在‘私有化’的幌子下，他们以此为借口，以低于市场的价格把政府资产转为私人投资者所有，然后债务人在不用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又把私人的债务转给了政府。其他的与会者，还包括来自东欧和俄国来调查‘私有化’的知名记者。会议室的墙上挂着一幅英国先人的油画，在他的目光下，我们听到了一个接一个的故事，这些故事都跟20世纪90年代贯穿美、欧、亚的全球私有化有关。”
　　菲茨还强调，正如洛克菲勒所言，就是这些“全球精英”缔造了“新世界秩序”。她说道：“一张清晰的脉络图拼了起来，使我们恍然顿悟，在活跃于全球各个区域的银行、企业集团、投资方背后，都活跃着同一群人！他们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团体，异形为各种相互联系的组织，联手一些同样声名显赫的会计师和律师事务所，一遍遍地在俄国、东欧和亚洲的舞台上出现。显然，他们策划的全球金融政变已经准备破壳而出了。”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传奇主播沃尔特·克朗凯特常被赞为“美国最可信的人”，他也曾表示这个国家真的被掌握在了极少数精英的手中。在2009年7月与世长辞前不久，克朗凯特在一次采访中被问及美国是否真的存在一个统治阶级，而他的回答是——“恐怕是的。”他还说：“我并不感觉这个统治阶级在为民主制度服务，事实上就是如此。这个统治阶级是由那些富人组成，他们控制着我们国家的工业、商业和金融业，他们还操纵着我们的民主，甚至已经主宰了民主的命脉。”
　　无奈的是，大部分民众的思维已成了政党和媒体操纵和迷惑的提线木偶，面对有着共同利益的企业、家族和阶层所组成的精英集团，以及他们缔造的“新世界秩序”，人们已经丧失了辨识的能力，更别说站出来反对他们了。
　　除非使美国幕后的统治者彻底浮出水面，否则一切的忧虑、控诉和示威都将成为徒劳。
　　各路分歧
　　尽管“新世界秩序”的计划早已非常明确，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还是稍稍打乱了他们的算盘。在我们的奥巴马政府中，其实也并不乏掌握着财富和权力的人物，只是我们已经看到，他们也渐渐无法掌控美国的经济社会状况了。芝加哥大学被认为是研究全球主义思想的中心，他们中间也出现了各种意见分歧。该大学的罗伯特·卢卡斯是199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把奥巴马政府的刺激经济计划形容为“残次品经济”，而他的同事、金融学教授约翰·科克兰更是称其为毫不可信的“童话故事”。这些人的强烈反应，让我们想起以前的“巫毒经济”一词，这曾是1980年共和党总统初选期间，老布什用来讽刺罗纳德·里根总统的“自由企业计划”的。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和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也写道：“在我看来，把经济学界引入歧途的正是这些经济学家，仅仅靠一些徒有其表的数据就颠倒是非。在大萧条爆发之前，很多经济学家还认为资本主义是完美或者近乎完美的社会制度，而面对大规模的失业，这种看法也不攻自破了。但是，当关于大萧条的记忆逐渐退去，经济学家们又陷入到臆想那种老旧的、不切实际的经济模式，在这个完美的市场中，理智的人们能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这次还包装出了异想天开的方程式……经济学界失败的首要原因就是，经济学家试图找到一把能解释一切的‘万能钥匙’，试图找到一种看似高明智慧的办法以显示他们高超的数学水平。
　　“不过很遗憾，这种‘浪漫主义’甚至‘超凡脱俗’的经济视角，使经济学家们全然忘记了现实有变坏的可能。他们没有看到人类并非能永远保持理智，这种不理智很容易导致泡沫的膨胀和破裂、机构问题的彻底混乱以及市场的缺陷（特别是金融市场），这些都会使经济遭受突袭以及无法预知的破坏，当管理层不再相信监管规定时，危险就出现了。”
　　很长时间以来，阴谋论者因声称大萧条是国际银行家蓄意造成的言论而备受嘲讽。克鲁格曼用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一件事来证明了这一点。伯南克曾在米尔顿·弗里德曼90岁生日时谈到大萧条，他称：“你们说对了，就是我们干的，我们深表歉意。但是也要谢谢你，才让这不会再发生了。”伯南克的弦外之意就是，要想避免萧条，就要避开我们这个“无比聪明”的美联储。
　　现在这个阴谋已经浮现在我们眼前，它要破坏美国的经济，还要实行“社会主义”的体系——不管是奥巴马奉行的“马克思式社会主义”还是布什搞的“国家社会主义”，其实都是“换汤不换药”，为的就是让那些手握财富和权力的人物，能最大限度地掌控国家的官僚政治。
　　这些“全球主义者”操纵世界历史，没有几个世纪也有几十年了，他们现在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它使国民沦为贫穷而呆滞的“僵尸”。通过抽干国家的货币供应，把曾经自由繁荣的美利坚合众国，变成一个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就是真正的万亿美元的大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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