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资治通鉴)的评价
关于《资治通鉴》一书的史料价值,唐长孺有过精确的评价:“由《秦纪》至南北朝各《纪》,所用史料(含《考异》)多见于现存其他史籍,《通鉴》独有的史料很少。隋唐五代各《纪》,所用史料近半不见其他史籍,为《通鉴》独有。所以《通鉴》后半部的史料价值高于前半部;尤其有关政治史的资料,价值重于两《唐书》。”②柴德赓对《资治通鉴》的史料价值也颇为肯定:“一方面由于搜集的史料丰富,凡是宋朝人能看到的材料,司马光都有;一方面由于审查材料认真,材料比较正确……具体来说,三国以后至隋的史料价值胜于战国秦汉,而唐五代的史料价值又胜于三国以后至隋的一段。所以,研究唐五代的历史材料,《通鉴》是最能够抓住要害之处的。”③
关于《通鉴》全书,历来评价甚高。南宋乾道之际曾经“显道以忠言辅上”的太史员兴宗称赞《资治通鉴》为资治之“杰作”:“或谓先正司马子曰:‘众人虽尚子书,惜乎言虽多而太迂也。’司马子曰:‘圣人之言似乎迂,高而不能卑也,奥而不能迩也,是以龃龉而或穷,子患不迂耳矣。’呜呼!司马不患众谤而自患其学,不畏众言而畏圣言,是以在元丰之际,劳形怵心,驰骋上下千载间,讨正诸史,当时未免病乎迂也。故深研穷谛,于是时有是事善可法而恶可戒,然后取之,世谓之(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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