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社会》知识分子犹如无形之手，扭转战局、左右乾坤，没有他们，历史或许将重新改写！
　　《知识分子与社会》是反思及批判“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学名著，也是研究当代思想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本书从观念、经济、社会、媒体、法律、战争等6个方面全面陈述了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中的舆论导向作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官方政策的形成都会受到知识分子所塑造的舆论氛围的影响。
　　当代知识分子不仅影响力胜过以前，而且发挥影响力的方式也大有不同。他们并不是通过塑造执政者的观点或引导执政者的行动来影响事件进程，而是通过影响民主社会中的执政者的行动的各种方式，来塑造公共舆论，最终影响事件进程。无论执政者是否接受知识分子的一般构想或者决策，知识分子的这种影响都会实现。
　　《知识分子与社会》通过大量历史和现实的案例，深入、全面分析了知识分子导致社会变动的背景、诱因和巨大后果。这项研究所发现的最为惊人之处就是：知识分子为社会病症所开出的“药方”，经常被实践证明并非对症下药，反而会带来巨大的、灾难性的后果。更可怕的是，知识分子们却常常无视那些灾难而固执己见。当下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崛起，美誉与污名并存，《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冷峻思考更能对当下公知的理性发展起到良好的作用。

　　《知识分子与社会》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它指出了知识分子道德责任中重要的另一面，即知识分子不仅要敢尽言责，还要善尽言责，考虑和顾及他们的言论和理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后果。
　　——北京大学教授 何怀宏

　　随着公知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出现，美誉与污名并驾同来。若不想盲目地赞誉或诋毁，深入认识这一角色当为必要的前提。故中译本《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出版，堪称及时。
　　——北京大学教授 郑也夫

　　“此书在好几个方面都非同凡响……在他的论证之中没有什么倾向性的或偏袒性的内容……他的这本著作公正、清晰、富于说服力。”
　　——《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在我看来，托马斯?索维尔是当前美国仍然开展研究的哲人中，最具原创性的、最富于吸引力的一位。”
　　——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现代》（Modern Times）一书的作者

　　“索维尔的分析是总是那样的见闻广博，丰富地展现了那种不断增长的不寻常品质，同时也大量展现了常识。”
　　——《美国观察家》（The American Spectator）

　　可以说有这样一些明显的规则：比如说知识分子不应鼓吹“为了实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不应鼓吹将大量牺牲无辜者生命的“暴力”，不应颂扬那些掌握绝对权力的独裁者等等。
　　知识分子是具有某种共性的，所以，一些基本的原则规范可以说是普遍适用的。但从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观察，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又还有所不同。我们再回到前面已经讲到过的这种不同。比如说，在一国大规模的暴力流血或极权主义的灾难之后，人们会问：除了直接造成这些劫难的政治家之外，本国的知识分子对此应负有何种责任？这种责任的追究常常会延伸到那些顺从的、屈服的、说了自己违心的话的知识分子。但是，如果人们考虑到这些本国的知识分子是处在一种极端不自由，甚至是处在一种生存还是毁灭之间选择的处境之中，那么，这种追究应该是有某种限度的。看来更应该追究或者深刻反省的是：那些生活在自由世界中的知识分子，没有受到任何生存的威胁，为什么也要助纣为虐？
　　作者写道：“在这方面，20世纪知识分子的记录尤其令人震惊。在20世纪，几乎没有一个滥杀无辜的独裁者缺乏知识分子支持者；这些独裁者不仅拥有自己国家内部的知识分子支持者，而且也拥有自己国家之外的民主国家内的知识分子支持者；因为在那些民主国家里，人们可以自由表达其思想。在西方民主国家的知识分子中，斯大林和希特勒都有各自的崇拜者、捍卫者和辩护者，尽管存在着这些事实：这些独裁者中的每个人最终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屠杀过本国人民，更甚于之前的专制政权。”他还引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马克·利勒教授在其著作《心灵的疏漏》（The Reckless Mind）中的评价说：“卓尔不群的教授、有天赋的诗人、有影响力的新闻记者，运用他们的天分去说服所有愿意倾听的人，让人们用适当的视角将现代暴君当作解放者，将其难于想象的罪行当作高贵行为。那些想担当重任去真实记录20世纪欧洲知识分子历史的人，（真是）需要有强大的承受力。”
　　的确，有些似乎最为独立不羁，也并不受到权力迫害和压制的西方知识分子，他们为什么要赞美和服从异邦的政治强人，甚至歌颂那些极权社会的独裁者？难道这是因为他们要批评和反抗自己所面对的、亦即近处相对温和的统治者，或者是要批判一种软性的全球资本的力量？这并不是说这种批评和批判不对，但是不是一定要通过赞美远方的独裁者或者异托邦来做这件事，这样将置那些真实地生活在这种政治专制之下的人们于何地？西方的知识分子必须考虑和顾及这些问题，这也是他们的一种道德责任。而且，由于西方世界的这些知识分子的话语事实上是处在一种强势地位的，他们更多的是影响非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而非被对方影响。他们或还应更多地考虑这种责任。
　　而对于非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大概也有谨慎选择的必要。西方知识分子由于他们的生活处境，他们所重点批判的对象和试图解决的问题是和非西方世界有诸多不同的，有许多对他们的社会来说也是必要、甚至切中要害的。按照作者所引《高等教育年报》（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的统计，在美国，“保守主义者在人文学科（3.6%）和社会科学(4.9 %)中所占比例非常之低，但他们在商学（4.9%）和卫生科学（20.5%）中的比例则较高。”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的精英人士中间，也就是在那些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教师们中间，“没有一位教师曾被报道其在2004年时投票给布什总统”，而在当时布什获得了全国大众选民中优势数量的选票。而在卫生科学方面，一项研究显示：教职员中自称为保守主义者的比例，与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比例相当（20.5 %），其余人则自称为温和派。在商科中，自称是保守主义者的人（24.5%）要比自称为自由主义者（21.3%）人数略多一些。但是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自我定义为自由主义者的人则占绝大多数；在这些学科的其他人中，温和派的比例也是保守主义者的好几倍。
　　这里的“保守主义”其实是比较古典的自由主义，而“自由主义”则是作者所认为的左翼。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么往西方留学的年轻学子或就要有所警惕了；而力图和国际接轨，乃至保持同步，引起西方学者注意的中国学者大概也要有所警醒了。他们必须尽量独立地思考和谨慎地选择。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与西方学者所处的社会相当不同。
　　自然，我们也可以批评作者可能确有点反智主义，或者说过于保守主义。他批判锋芒所涉及的面似乎也是过于宽广——比如说他对杜威、罗素等人的批评，而真正造成严重社会后果的并不是这些知识分子，且不说他们的思想理论本身的富有意义。但无论如何，《知识分子与社会》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它指出了知识分子道德责任中重要的另一面，即知识分子不仅要敢尽言责，还要善尽言责，考虑和顾及他们的言论和理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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