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预演：“四清”运动始末》：
从1960年起，中共中央多次发出在农村进行整风整社、开展“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5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要求“‘三反’运动一定要搞，搞的原则是教育为主，惩办为辅”，“通过这一运动，主要地达到两个目的，即：普遍提高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改善他们的工作作风，进一步密切党和广大群众的联系；同时，对隐藏在我们队伍中的坏分子加以清理，以纯洁我们的组织。”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今年冬季，必须下决心，放手发动群众，普遍展开一个整风整社的群众运动”②。1961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要求“结合秋季分配、秋季征购、冬季生产、整风整社和春耕生产准备工作，针对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中间还存在的思想问题，普遍地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同时，《指示》也指出：“不断用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农民，不断地提高农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爱国热情，这应当是我们一项经常工作。”“没有这项工作，很多农民就会迷失方向，农村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不可能顺利发展。”③
在整风整社运动初期，各地为贯彻毛泽东“旧账一般要算”的指示，普遍开展了算账的运动。算账过程中，各地普遍清查了1958年的分配账、粮食账、食堂账、副业收入账以及种子调拨账等。有的地方不仅提出要算经济账，还要算思想作风账。如江苏省江宁县东山人民公社在开算账大会时认为，经济账来源于干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思想作风，因此在清算经济账的同时，必须下决心清算一下思想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算账运动的本身，就是一次深刻的整风运动。④中央认为：“江苏提出不仅要算经济账，还要算思想作风账，这一点很重要。不弄通思想作风，要算好经济账是不容易的。”算账运动中也发生了过“左”的错误，如陕西汉中地委在算账中发生两起自杀事件。一起是马道公社办公室主任兼会计张永其，算账时自认贪污70多元，据检查有80多元，公社领导错误采用了轮流谈话的方法，引起恐惧，致其上吊自杀。另一起是铺镇公社九女管理区女社员牛洪玉，因婆婆检举她偷过一斗谷子，干部把她叫到群众大会上坦白，她见苗头不对，借口回家看娃，用刀子自刎。因此，从算账的基本内容和后果看，它实际上已具备后期经济“四清”的雏形。
在随后的整风整社过程中，各地在步骤上，大致采取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鸣放辩论，回忆对比，分清大是大非，解决两条道路的思想斗争问题。第二，选择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行为的代表人物进行重点批判。第三，整顿干部队伍，进行党、团组织建设。第四，制定生产计划，组织生产高潮。在整社的基本要求上，有的地方提出从思想、政治、组织和制度上巩固人民公社。如湖南省委在整社试点时，提出在思想上，要把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的错误言行，在群众中狠狠搞臭，划清资本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界限；在政治上，坚持政治挂帅，积极培养和扩大骨干力量，树立三部分人在生产队和作业组的绝对优势，把领导权紧紧握在这些人的手里；在组织上，把公社、大队、生产队、作业组各级组织都健全起来；在制度上，建立和健全生产管理、生活管理、财物、分配和民主管理制度。在整社的基本方法上，有的地方，如河北保定采取了“四清”的做法，即通过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以期达到堵塞经济漏洞、加强经营管理、整顿干部作风、促进劳动生产的目的。同时，全国不少地方也在搞“三清”、“五清”、“六清”等，做法不一，但不论叫几清，“实际内容大体相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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