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7月，昆仑影业公司摄制的影片《万家灯火》上映，它描绘的是上海一个小公司职员胡智清一家的生活。胡智清竭尽全力为公司工作，妻子又兰持家有方。后因农村破产，胡智清的母亲携弟弟一家来上海投奔。由于人口骤增，物价飞涨，一家人生活困难。恰在此时，胡智清又遭解雇，家庭陷入绝境。
很多人通过影片中一家人的悲欢，看到了现实生活中的自己。
7月23日，清华大学举行“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座谈会，中文系主任朱自清抱病参加。他在会上发言说：“现在我们过群众生活还过不来，这也不是理性不愿接受，是习惯上变不过来。所以我对学生说，要教育我们得慢慢地来。”
一个多月前，朱自清参与签署了北平教授反对美国扶持日本的联合声明，并拒绝购买每月两袋美援平价面粉。朱自清6月份的全部薪水只能买三袋多面粉，全家精打细算过日子，每天吃两顿粗粮。因为严重的胃病，他的体重已经减轻到不足40公斤。拒绝购买每月两袋美援平价面粉，意味着全家收入要减少五分之二。
签字当天，朱自清在日记中写道：“此事每月需损失六百万法币，影响家中甚大，但余仍决定签名。因余等既反美扶日，自应直接由己身做起。”
朱自清日记1948年6月18日
清华大学的座谈会是朱自清最后一次参加政治活动，他在努力适应时代变化。半个多月后，朱自清因胃穿孔而辞世。
从6月份开始，买一个鸡蛋要二十四斤法币，一斤玉米面要一百斤法币，法币首尾接连二里半，可买粗布一尺。在美国《今日新闻》拍摄的影片中，一位上海女接线员，月工资43美元，折合成法币高达4亿3千5百60万元，可怜的女职员几乎拿不动她半个月的薪水。
8月20日，全国各大报纸刊登《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法币、东北流通券，及民间所藏金银、外币，任何人不得逾期持有。
上海锦江饭店老板董竹君回忆说：“政府下令凡持有金、银、美钞而不拿去银行兑换‘金圆券’者，枪毙；店铺、厂家存货超过两个月者，轻者严惩，重者枪毙。此外，还用种种恐吓手段，说什么他们有自动指金针仪器，金子藏在哪里，针就会指向哪里。当时，人人心惊胆战。”
董竹君《我的一个世纪》
在当局严令之下，中央银行门前每天都是人山人海，挤满了等待兑换金圆券的市民。新钞票上，蒋介石的头像第一次代替了国父孙中山。
董竹君在兑换了金圆券之后，因担心贬值，仍暗中囤货。她在回忆录中写道：“到处拉借友人换来的金圆券，冒险囤货。但又怕别人走漏消息，只好偷偷地将买进足够一年的存货存放别处，又偷偷在半夜作好两套帐目，以防万一税务局查账。”
在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币制改革的成败将影响全国。蒋介石特意派儿子蒋经国前往督导。
蒋经国早年留学苏联，抗战期间主政赣南，由此声名鹊起。他带领自己一手组建的“戡乱建国大队”来到上海，随后又招募一万多青年，组成大上海青年服务队。动员大会上，蒋经国鼓动队员要有武松打虎的勇气，来对付抵制币改的人。上海人称他们为“打虎队”。
“打虎队”与上海警察一道，检查市场、仓库、水陆码头，雷厉风行地实施限价政策，严禁囤积。还组织化妆宣传大游行，押着一批商人游街示众。
轰轰烈烈的“打虎”运动中，上海工商界著名人士荣鸿元等64人，因私套外汇、囤积居奇而被拘捕；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亚民、第六稽查大队队长戚再玉以受贿罪遭枪毙；连上海大亨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也因抛售股票投机，被送上了特刑庭。一时之间，经济改革风潮震动全国。
9月下旬，杜月笙向蒋经国举报扬子公司囤积物资。扬子公司是由杜月笙与前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之子孔令侃、四川军人范绍增等共同筹建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股份最多的孔令侃担任董事长。蒋经国无奈之下，只得派人查封扬子公司，拘禁孔令侃。
扬子案成为上海各大报纸争相报道的新闻热点。第一夫人宋美龄亲临上海，解救外甥孔令侃。在她电报催促下，正在北平督战的蒋介石也飞来上海，招来蒋经国说了一句“和为贵”。
扬子案最终不了了之。不到三个月，国民政府的经济改革即告失败，限价政策取消，蒋经国黯然离开上海。离开前他在日记中写道：“心中实有无限的感慨，几欲流泪。望黄浦江上的晚景，觉得格外的凄惨。”
蒋经国日记1948年11月6日
9月下旬，上海大新公司里，每天顾客盈门。18号下午，作家叶圣陶带着家人来到这里，专程参观“敦煌艺术展”。他在日记中写道：“最感兴趣者为飞天。全属曲线，飞舞生动。观者甚挤，不及细看。”
敦煌莫高窟开凿于公元366年，历经1600多年风风雨雨，至今仍保存着编号洞窟492个。二十世纪初，随着西方探险家的相继到来，敦煌莫高窟被重新发现，大量的古籍经卷被盗往海外。连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晓的敦煌随即闻名于世。
1943年3月，早年留学法国的画家常书鸿经过数月长途跋涉，到达盼望已久的敦煌莫高窟，筹备建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对他来说，这是人生中第一次来到如此艰苦的地方。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难怪大家都有‘但愿生入玉门关’的心情。就是从城内雇来的工匠，做了几天之后，往往会不声不响地私自进城去。没有娱乐，没有社交，孤零零静寂寂地，有时候等待一个人群社团活动的希望，比什么还要迫切。”
在敦煌的5年，常书鸿的同事陆续离开，妻子陈芝秀也因戈壁滩艰苦单调的生活，离他而去。
上海是“敦煌艺术展”各大城市巡回展的第二站。作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希望通过宣传，为几年来生存艰难的敦煌保护带来转机。
上海《大公报》上，刊登出常书鸿撰写的文章：“5年了！我在这瀚海孤岛中，在一个与人世隔绝的死角落……理想工作人员不能聘到，柴草马料无法购运，同仁因疾病引起恐惧——我常常自己在疑问：千佛洞的环境是否有设立一个类似机构的可能？”
常书鸿
在上海，敦煌壁画受到商业式的欢迎，印着壁画图案的被面、丝巾、手帕，在南京路热销起来。小贩们兜售商品的噱头是“敦煌美女加菩萨”。常书鸿最迫切的愿望也在上海实现。通过私人关系，他取得上海建业银行的资助，将全部敦煌摹本彩色印刷出版。
中秋节的长春，黄昏刚到，解放军围城部队就忙碌起来。《解放日报》记者穆青在通讯中写道：“他们把月饼馅裹放进了传单，纸烟上印上了标语，并且用刀子在每一个西瓜皮上都刻上了‘反蒋起义’的口号。然后按照敌人的地堡，附上我军的慰问信，一齐送了过去。”
穆青《月夜寒萧——记长春城外中秋夜》1948年9月30日
明月初升，解放军的前沿阵地上，到处都敲起了锣鼓，战士们开始做游戏，看文艺表演，胡琴声、歌声、笑声汇成一片。穆青在文章中写道：“一阵阵的歌声、口号声，随着火线的秋风，清晰地飘向长春孤城。而那里，仅仅一线之隔，像旷野的孤坟一样，简直一片死寂。”
前线喊话组向对面的阵地喊道：“蒋军弟兄们，你们在想家吗，你们在家乡是怎样过节的呢？”宣传队则唱起了歌“八月中秋月光明，照着长春一孤城，解放军过节多欢乐，你们守碉堡多苦情，解放军过节吃的是鱼和肉，你们吃的是酒糟掺豆饼……”
第二天一早，对面的一八二师五四六团就陆续逃过来23人。
长春围困战已经持续了5个月。国民党60军濒临绝境，连麸子掺豆饼都难以维持，许多士兵靠挖野菜喝稀粥活命，而同为守军的国民党新七军却还有大米吃。
在这张照片上，5个60军士兵，为了拍照特意借来军服和卡宾枪。第60军原是云南地方武装，待遇上与国民党嫡系部队新七军有着天壤之别。一色美式军服的新七军士兵，把60军称为“花子兵”。
“锦州占领后，敌人长春守卫部队面临绝境。曾泽生将军起义，来到我军围城司令部。”
《中国人民的胜利》
10月17日，60军在军长曾泽生率领下，临阵起义。两天后，新七军也放下武器，长春宣告解放。
半个月后，国民党在东北的最后一个据点——沈阳被攻克，东北全境解放。9月开始的辽沈战役，是共产党战略大决战的正式开始。辽沈战役历时52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47万多人。
“在城市的各条街道上，热烈庆祝全东北的解放”
此时，在华北和中原，淮海战役也已打响。
字幕：纪录片《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
“哈尔滨是东北的首府，人民自己的城市。”
就在辽沈战役期间，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哈尔滨举行。
“工友们、技术工作者，大家都特别高兴，都积极地在布置会场。‘全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大标语横挂在大门的正面，‘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的金字匾也挂起来了，像一座庄严的灯塔。”
此时，距离上一次劳动大会已经过去19年了。1929年的第五次劳动大会是在上海秘密举行的，当时只有29名代表出席。这一届大会共有518名代表参加，除了解放区的代表，还有国统区的天津、上海、两广等地的代表。代表中，最有名的是延安时期的劳动英雄赵占魁。
“赵占魁同志说：‘俺们的天下大啦，俺们是火车头，要带头干！’”
大会历时22天，恢复并重建中华全国总工会，陈云被选举为全国总工会主席。
“……我们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他指出国民党统治区职工运动当前的任务，就是积蓄力量，扩大队伍，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
《解放日报》记者穆青在通讯中写道：在700人的宴会上，各地代表高唱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曲，“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此起彼伏。
11月14日，国民党《中央日报》第二版刊载出一条新闻，国民党政府委员、蒋介石的国策顾问陈布雷“因心脏衰弱，突告不起。”
早在1927年，《商报》主编陈布雷放弃了自己蒸蒸日上的报业生涯，投奔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并逐渐成为蒋介石最信赖的执笔者。他的突然离世，引发多方猜测。
几天前，一心贯彻“戡乱”方针的蒋介石，催促陈布雷起草“战时体制”的方案。
陈布雷在11月11日的杂记中写道：不但怕见统帅，甚且怕开会，自己拿不出一些些主意，可以说我的脑筋已油尽灯枯了……
第二天晚上，陈布雷写下十一封遗书，吞服安眠药结束生命。在写给蒋介石的两封遗书中，只感念知遇之恩，没有一个字提到国共之战，仅在结尾说道，结束自己毫无价值的一生。
陈布雷死于自杀的消息，最终由中央社在11月18日发布。《观察》杂志的一篇评论文章这样写道：“……陈布雷敢于在自杀之前，以‘停止戡乱，放弃独裁，绝交孔宋’三事直言相谏，谏之不从，以死明志。”
《观察》第5卷16期1948年12月11日
11月底，宋美龄前往美国寻求援助。这一次她所受到的待遇和前几次明显的不同，没有国会讲演，也没有记者席传来的热烈掌声。
半个月后，杜鲁门约见宋美龄，明确表示对蒋介石政府的援助已经到达极限，除了之前应允的4亿美元之外，美国政府暂时不会给予更多的援助。
解说“东北人民解放军于1948年12月5日向华北前进。”——《中国人民的胜利》
刚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的东北野战军，来不及休整，迅速南下山海关。12月5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以100万兵力，发起平津战役。半个月后，北平、天津已完全处于解放军的包围之中。
从12月中旬开始，每天清晨，北平朝阳门都会聚集着来自各个城区的居民。由于从郊外运进城的新鲜蔬菜日见匮乏，攻守双方达成默契，在朝阳门瓮城里开辟一个菜市。所有蔬菜在一个小时内卖光，人们只有去得早，才能买到菜。
12月15日，是北京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纪念日。在城外隆隆的炮声中，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离开北平，前往南京。由于走得匆忙，胡适只给留守北大的同事留下一张便笺：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
蒋介石预感到平津不保，指示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将北平的一批知名教授接往南京。继胡适之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师大校长袁同礼等人搭乘第二架飞机飞往南京。教育部官员特地到机场迎接，却大失所望，“抢救”名单上的教授绝大部分都没有来。
位于北平城外的清华园，在校长梅贻琦走后，仍照常上课。12月16日，国民党军队全部撤进城里，几天后，解放军开进海淀镇，他们没有进驻清华，只在校门口设置了一个岗哨。
代理校长冯友兰回忆，清华的师生都出去欢迎解放军。他的夫人看见校门口站岗的战士赤着脚穿鞋，打算送给他一双袜子，结果无功而返。冯友兰不禁感概说：“解放军可真是‘秋毫无犯’。不记得什么书上说‘王者之师，有征无战。’这次解放清华不就是‘有征无战’吗？后来才知道，称解放军为‘王者之师’还是不恰当的，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
哲学教授冯友兰是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也在“抢救”名单中。但他决定留在北平，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在知识分子中间，对于走不走的问题，议论纷纷。何必走呢，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当时我心里想的，还是社会主义‘尚贤’那一套。”
《冯友兰自述》
12月18日晚上，两位解放军干部来到清华教授梁思成、林徽因的家里。他们特地前来请教，城里哪些文物建筑需要保护。临走，一位军人对他们说：“请你们放心，只要能保护文化古迹，我们就是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
这一年梁思成也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随着战争形势的转变，国民党政府开始筹划把中央研究院迁往台湾。梁思成抱着单纯的信念留下来，在他看来：“共产党也是中国人，也要盖房子。我还是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吧。”
梁思成
1948年的最后时刻，胡适与傅斯年共同度过。
8月，傅斯年从美国归来，即被教育部长朱家骅邀请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又经几位朋友轮番劝说，11月傅斯年才接受任命，但并没有上任，他仍在去留之间徘徊。
胡适与傅斯年置酒对饮，吟诵起陶渊明的《拟古》：“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催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同一天，蒋介石在南京黄埔路官邸举行便宴，招待在京常委及政治委员会委员。宴会上他宣读了第二天将要公布的《新年文告》。在内外压力下，蒋介石准备宣布下野。
这一晚，有更多的人在寻找与倾听“北方”的声音，他们听到了新华社播发的，由毛泽东起草的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社论以胜利者的姿态，宣布一个无可怀疑的事实：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的胜利，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中国即将迎来一个新的时代，一个以“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主题词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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