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在理学思潮的熏陶下，自宋之后，历朝特别重视“清官”的勤政廉洁的官风。其实，为官要两袖清风的思想，早就隐藏在儒家的民本思想中，如孔子所言：“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君子谋道不谋财”、“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不与民争利，节用爱人等。综观中国历史，历代的清官无不具有以民为本的思想，因为他们能将民众的利益放在心上，所以能够为民请命，敢于为民做主。被人颂之为包青天的包拯，就是如此。他说：“国家富有天下，当以恤民为本。”（《包拯集·言陕西盐法》）还说：“且民之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当务安之为急。”（《包拯集·请罢天下科率》）他先任地方官多年，曾向仁宗上疏《乞不用赃吏》，认为清廉是人们的表率，而天赃则是“民贼”。他七次上书弹劾江西转运使王逵，揭露他“心同蛇蝎”，残害百姓。后做京官，多次驳斥权幸大臣，请求罢去皇帝赐给亲信官僚们的恩宠，一切改由主管机构正常渠道进行。在权知开封府后，敢于惩治权贵们的不法行为，坚决抑制开封府吏的骄横之势，并能够及时惩办无赖刁民。由于包拯在开封府执法严明，铁面无私，敢于碰硬，贵戚宦官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听到包拯的名字就感到害怕，连儿童妇孺们都知道包拯之名，亲切称呼他为“包待制”。开封府广泛流传着这样的话：“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用阎罗比喻包拯的铁面无私。再如，北宋司马光在其“主于民”的思想主导下，在宋仁宗时任谏官五年时期，“不识忌讳，不阿权贵，遇事妄盲，无所顾避，以政荷知于累朝，见称于众人”（司马光《传家集》卷四六《乞开言路状》），做了一个称职的谏官。在五年中所上奏章仅《传家集》中就有一百七十余份。政治上他主张为政者要关心民间疾苦，廉政为民。甚至他还敢于指出仁宗皇帝不惜民脂民膏之举，告诫皇帝生活节俭，对百姓轻租薄税。再比如说朱熹，他主张恤民，并认为“恤民之实在于省赋”，坚决反对贪污行为。而要落实这两个方面，朱熹认为只有靠为官者的基本素质，实施廉政。他在《答范伯崇》书中说：“当官廉谨是吾辈本分事。”表露了士大夫为天下忧的心迹。在任职期间，他也是“律己公廉，执事勤谨，昼夜孜孜，如临渊谷”（《宋史》卷六四）。朱熹的品质就连皇帝也为之称赞：“安贫守道，廉退可嘉。”（《宋史》卷二二）朱熹在为地方官的九年间，在恤民省赋、反贪赃、劝农等方面都做了好事。
明代也不乏政治改革家和敢于为民请命的清官。张居正是被历史著作常常提起的著名改革家。他在给皇帝的《陈六事疏》中说：“臣闻帝王之治天下，有大本，有急务。正心修身建极以为臣民之表率者，图治之大本也。审几度势，更化宜民者，救时之急务也。大本虽立，而不能更化以善治，譬之琴瑟不调，不解而更张之，不可鼓也。”（张居正《张太岳集》卷三六《陈六事疏》）这样他便把自己的民本思想与改革主张结合在一起。他还说：“窃闻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张太岳集》卷四六《请蠲积逋以安民疏》）为了贯彻他这种民本思想，张居正提出了一系列重民惜民的措施，如要惩豪民、诛贪吏，实行一条鞭法的税制，以减轻民众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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