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公共服务体系与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思想密切相关
福利经济学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福利国家理论、瑞典学派的经济理论、妥协的政治价值观和中间道路的思想都对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产生了积极影响。瑞典在20世纪30年代被卷入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后，政府进行了一系列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到60年代，瑞典已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高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涉及老人、残疾人、儿童、妇女、贫困家庭等不同群体，保障项目几乎无所不包。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已成为瑞典不同政党共同的执政要素，建立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也成为重要的执政理念。
（三）公共服务体系的形成与完善的法律保证密切相关
从某种意义上讲，瑞典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的过程，就是不断制定各种法律的过程。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瑞典在英国《贝弗里奇报告》的影响下，颁布了关于退休、失业等一系列的新法规。例如，为了促进和保障就业，仅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的30年间，瑞典政府就制定或修订了20余部与就业直接相关的重要法规，包括《就业保障法》、《促进就业措施法》、《平等机会法（男女工作平等法）》、《工资担保法》等；在医疗服务方面，瑞典政府制定了《卫生医疗服务法案》；在住房保障方面，有《公共住房公司法》；等等。正是拥有完善的法律保障，公共服务体系才得以不断健全。
（四）公共服务体系的形成与强大的财政支撑密切相关
瑞典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是以强大的财力作为基础的。为了不断提高公共服务能力，瑞典政府不断完善税收调节机制，运作累进税、奢侈品税、财产税和遗产税来支付有关费用，全民享受公共服务，全民都要通过纳税作出贡献，但高收入者作出的贡献更大，所得税的边际税率最高时达85%。通过调节税收来控制政府掌握的公共服务所需的财力，2002年，瑞典政府一年掌握的财力达1.23万亿瑞典克朗，占GDP总量的52%。瑞典在教育方面保持较高的投入，据统计，2003年，瑞典教育投入为2010亿瑞典克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24%。据估算，目前瑞典用于养老保障的开支已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20%。瑞典的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保健和一般公共服务是花钱最多的四项，共占去全部支出的80%左右。而教育、医疗支出，合计起来也都占到总支出的25%以上。这意味着民众的社会福利保障非常高。把社保、教育、医疗、环保等公共事务支出加起来，已占瑞典财政支出的绝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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