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萌芽篇——“园”、“圃”和“苑”、“囿”
1．殷商鹿台：鹿台朝云、胜水流清
人类最初的园林是极其简单朴素的，它是从实用功利出发的，还谈不上要肩负环境美化的责任和满足审美欣赏。西周的灵同已完全具备了园林的最基本功用，可以在囿中种植、狩猎，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开始了园林的精神历程，人们还可以在同中进行表演娱乐和举行祭祀活动。园林中建筑与山水开始被寄托了精神象征意义的——明堂和辟雍，园林的功能由此开始走向了多样化。
到了东周的春秋战国时代，各国对宫室园苑竞相经营。楚王筑章华台，吴王筑高台于姑苏山。此后夫差不仅扩建姑苏台，还在城南建长洲苑为游乐场所，营造梧桐园与鹿园。据文献记载，那时的帝王苑囿已然气势宏伟、风光秀丽。
秦统一六国后，开始了宏大的筑宫建苑活动，不仅规模惊人，宫苑的艺术水准也开始快速提高，园林的内容也已相当丰富。那些被后世倡导和强调的造园技法如借景、追求人工与自然结合起来宛若天成的氛围其实在秦时已大体完备，而且应用适宜得体，着实令人惊叹。
西汉时，皇家园林的建设已开始考虑人工理水，一个能利用调节水量并能控制水量的水库系统产生了。这是个开创性的发展，之后历代都城都会考虑把皇家园林用水与城市供水结合起来，这也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秦汉皇家宫苑已从内容、形式、构思立意等方面奠定了皇家园林艺术的基础，但真正确立自然山水园林的形态并继续发展的时期却是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长期动乱，是思想、文化、艺术上有重大变化的时代，这些变化也对园林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园林史的一个重要转折期。文人雅士因厌烦战争，纷纷寄情山水，遗世独立以风雅自居，这种对山水情有独钟的倾向也影响了皇家园林的风格。
隐逸于山林带来了对山水及自然的理解和深爱。魏晋时期文人雅士的“寄情山水以托志”，在造园艺术中具体表现为将“自然山水人工化”和“人工山水自然化”，借此表达将儒家的修身养性和道家的顺安天命统一起来的愿望，这种造园精神的进步比造园技巧的进步更为重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园林的发展迅速起步，可以看作权贵豪族的府邸宅同与盛行的士族文人栖逸山居不断融合的过程。“榆柳三两行，梨桃百余树”，“名为野人之家，是谓愚公之谷”。这与一些早期的园林已有了极大的区别，而这些区别的产生则不得不归功于“山居隐逸”。
隐逸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它不再是高逸之士的专利，即便是高门名宦的士族或是汲汲求进的小人也大都乐此不疲。正是由于这种普遍的社会性追求，使隐逸生活发生了急剧的改变，隐逸的苦行生活本身不再受到重视，转而注重居住环境的美，这种转变使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和理解逐步深化，也使文人山居园林具有后世文人园林的基本特征。
同时，随着佛教的广泛流传，还产生了大量的寺院建筑，寺庙从一开始便与园林有着紧密联系。
隋唐结束了历时近400年的分裂和动乱，实现了人民渴望已久的统一与安定，并且还将中国悠久的封建文化推向了成熟和繁荣。
隋朝虽短，但在我国建筑史上却留下了许多令后人炫目的建筑作品。如大运河、赵州桥、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还有都城大兴城（唐长安），在技艺两方面都体现出高超的水平。都城大兴城中设置有御苑大兴苑，至唐朝改称禁苑。大兴苑的具体形貌和功能如何已无史料可查，其规模宏大完善的水系不仅保证了城市用水，亦促进了城市绿化及皇家园林的建设。
隋陪都洛阳的御苑西苑十分宏伟，其豪华壮丽程度仅次于汉武帝时期的上林苑，受南北朝自然山水园的影响，叠山理水时将建筑与之完美结合，其成功的造园手法是中国古代园林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唐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极盛时期，经济发达、国力强盛、外有武功、内有文治，雄厚的国力使它拥有了包容四海的恢弘气魄。
唐代不仅城市规模空前，园林也极度兴盛。皇家御苑不仅数量多且大，离宫别苑也精彩纷呈。唐代皇室甚至开了将某个皇家园林定期向公众开放的历史先河，中国城市史上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的城市公共园林，这与大唐国力强盛所引发的自信心及博大包容的时代气质是分不开的。
唐代前期的私家园林基本上仍承袭魏晋南北朝的遗风。随着思想观念的不断变化，不仅士人的山水审美影响着城市造园，而且以隐逸为目的的士人园林也渐渐地进入了城市，于是真正意义上的“文人园”在盛唐以后逐步进人城市并得以迅速的发展。人们对山林隐逸的兴趣一再提高，在文学、绘画领域出现了山水田园风格，这种风格同样影响了私园的风格，像王维的辋川别业、白居易的庐山草堂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隋唐园林传承了秦汉的恢弘气度，又在意境上更为精致考究，加之造园技巧的迅速提高和理论化，对宋代园林有很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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