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上海、广州三城阅读杂记
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只要你进入其中，就要自觉或不自觉地去阅读它；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只要你生活在此，就不得不欣赏它。反过来看，如同伊莱尔·沙里宁在《城市——它的发展、衰败与未来》一书中所讲到的：“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知道这个城市的居民在生活上追求的是什么。”
北京、上海、广州三座城市无论从地理环境，还是文化特征上看，都是极具代表性的。北京是千年古都、文化名城；上海是现代都市、经济中心；广州是南国商埠、滨江港城。在《新周刊》中国城市魅力排行榜专辑中，北京被认为是“最大气的城市”，上海是“最奢华的城市”，广州是“最说不清的城市”。
上述描写，对了解北京、上海、广州三城的个性特征（严格地讲是历史上的）是很有帮助的。可是，在经济全球化、城市化的进程中，在经历了如梦如幻的、大规模的更新改造之后，是否还能识别三座名城各自的身份（identity）？
脱胎换骨、以“拆”为主
倪伟先生在《书写城市》一文中认为：“从某种角度看，都市怀旧可说是信息化时代社会结构的重大调整波及社会心理的一个结果。”就连走在中国最前沿的上海人也对旧上海之梦幻沉迷不已。老照片、老房子、老唱片、老漫画……简直是逢老必火。
手头有一本有关美国历史保护历史与理论的英文著作，书名为“Keeping Time”。有意思的是，“老城市”系列丛书中的《老上海》的副标题为“已逝的时光”，正好与之形成对比。现在当人们谈到名城的特色消失，或城市在转眼之间变成了钢筋混凝土森林时，常常对美国人愤愤然，好像都是“老美”惹的祸。
其实，“喜新厌旧”恐怕是中国人自己的老毛病，漫长的封建社会形成了“超稳定体系”。阿城先生的看法是：“虽然本无新旧，一旦王朝改姓，却都是称作‘创立新朝’。”而且，“从近代开始，‘新’的意思等于‘好”’。解放时，“虽然将北平改回旧称为北京，想的却是‘新中国”。
“文化大革命”中不断扫除一切旧东西的革命运动，已为历史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但是，“破旧立新”的城市建设方针的影响至今仍然很大，社会生活中的房地产已经演变成了“泛地产”，打造城市、以拆为主。“脱胎换骨”大改造的结果是：名城焕然一新，古都日新月异。
源于“秦”这个汉字发音的“china”一词，在当今社会演变成了“拆了”或“拆哪”。鉴于此，艺术家王劲松以一种旁观式的“呈现”，关注中国特殊背景下的文化问题。他以一百张在不同建筑物上圈写的“拆”字，构成的作品《百拆图》，极具“触目惊心”的艺术冲击力。王劲松告诉大家：“一座很快将被拆毁的建筑，它所能传达的不仅是以往全部历史残留其中的全部气息，更多的是在日渐高涨的建设热情对比之下的‘无奈’与‘屈从’。”然而，“在多数人眼中，‘拆’是令人骄傲和自豪的标志，它是经济高速发展社会不断进步的必然阶段。它不断地提示人们‘新世界’、‘新世纪’、‘新生活’的来临。人们甚至天真地认为落后愚昧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也会在‘拆’中荡然无存”。
一句话，拆旧建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城市变成了一只大沙盘，在权力和金钱话语的支配下，可以随意改动，甚至重新组合。
尽管上海近些年发生的变化，让人有沧海桑田、恍若隔世之感。然而，未让城市有些微的喘息，上海新一轮旧区改造已经拉开了序幕。人们不禁要问“新一轮改造”新在何处？阅读2002年3月19日《文汇报》中《静安区五年内拆尽旧房》一文，方知“新一轮旧区改造将实现三大转变：由过去的政府花钱‘贴地块’向‘贴功能’转变……旧区改造由零星改造向区域开发、成片开发、零星拔点相结合转变；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由‘事后’向‘事先’转变，以尽快改善投资环境”。
如此快速地拆毁铲除老旧房屋，《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市中心区划定的1385平方公里（占浦西内环线以内面积的173％）保护区是否还有意义，这其中的234处完整的历史街坊、1019万平方米的保护建筑又将在何处安身？
这一切，不能不让我们想起90年代初编制完成的《上海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在轰轰烈烈的开发建设中被冷冰冰搁置的境遇。历史难道又要重演吗？或者真如评论家吴亮所言：“历史不断地被摒弃出视野……只剩下一个乐队，在那儿权充历史的摆设，供咖啡客围观？”
仔细想想，新的东西往往是被遗忘了的旧东西。贪大求洋、“高度”竞争
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国民为之鼓舞。与此同时，北京的城市形态是否还要再次“摊大”？古都保护是否会受到冲击？也成为“杞人忧天”般的问题。
奥林匹克精神鼓励竞争，其口号为：更高、更快、更强。广州2001年举办的九运会的口号为“新新九运”、“新世纪、新广州、新全运”；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口号为“新北京、新奥运”；上海申办2010年世界博览会的口号“申办世博会、建设新上海”。
我们的城市建设，作为城市政府“形象工程”，也许是由于与大型活动直接有关的缘故，似乎也走上了疯狂竞争之路。求新、求快、求洋、求高、求大。
当上海以“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自诩和骄傲时，广州也提出了“一年一小变、三年一中变、十年一大变”的响亮口号。城市之间的另一场竞争——速度之争，也就全面拉开了帷幕。每一个城市的领导者惟恐所在的城市变化太小、变得太慢。以北京为例，近年来仅住宅建设的速度，达到每年竣工八百多万平方米。为了加快速度，采用的是用推土机开路、大拆大建的“成片土地开发”的模式。许多有数百年历史的文化遗迹、胡同和老房子，甚至未及甄别、鉴定便被夷为平地。
在一段逝去还不太久远的历史中，“大”被赋予一种革命化的取向和色彩，一大二公，大干快上，大炼钢铁，大跃进，大革命，大会战等等层出不穷；“小”则是可鄙的、右的、落后的，谁也不想显出“小家子气”，做“小脚女人”。
今天，越来越多的城市将“推进城市化”作为经济发展战略。市长们都在忙于做大蛋糕，没工夫来思考：蛋糕为何要做大？蛋糕做大了以后又如何？以及诸如此类的一些问题。与之相应的是，在部门割据和地方主义的体制格局中，跨地域、跨地区的城市协调发展几乎不可能。按有关区域规划和课题研究中提出的京津唐地区整体发展中“大北京”、长江三角洲中“上海经济区”、珠江三角洲中“广州城市群”等概念和构想，至今仍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
以“国际化”定位的许多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就城市建筑面貌、价值取向和精神气质等许多方面而言，都只是港台文化的拙劣翻版，高层建筑成为现代化建设成就的标志，城市正在变为“文化的沙漠”。
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兴建的北京东方广场，虽经修改后仍超高近40米；金融街的主体建筑超高竟达68米。最新的CBD地区规划，摩天大楼林立，是一幅完完全全、标准的“现代化都市”景观。在北京城，这种对高度的竞争是悲剧性的。因为开阔舒缓的平面布局和辽阔优美的天际轮廓线，正是这座古都的基本特征和文化性格的体现。1985年北京市制定的城区建筑高度控制规划方案，以故宫为中心，分层次由内向外控制建筑高度，老城区绝大部分地区高度控制在18米以下。1993年中央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也明文规定：“长安街、前三门大街两侧和二环路内侧以及部分干道的沿街地段，允许建部分高层建筑，建筑高度一般控制在30米以下，个别地段控制在45米以下。”
可是，正如李渔所言：“土木之事，最忌奢靡，匪特庶民之家，当崇俭朴，即王公大人，亦当以此为尚。盖居室之制贵精不贵丽，贵新奇大雅，不贵纤巧烂漫。凡人止好富丽者，非好富丽，因其不能创异标新，合富丽无所见长，只得以此塞责。”
繁华一时的上海向有“东方好莱坞”、“东方巴黎”的美誉，只不过那是过去的事了。今天，当中国的每一个城市都雄心勃勃地定位于“国际化大都市”时，“东方巴黎”的桂冠似乎还“名花无主”。可是“欧陆风情”已不可阻挡地成为最新流行。“直接请法国建筑师设计成为最‘酷’的豪举。北京王府井的步行街和上海南京路的步行街均出自法国人之手，在整体风格、细部设计乃至装饰材料使用上都十分相似。当你在王府井行走，正如在建国门的街头漫步，经常会产生不知身在何处、时空倒错的感觉。”人们陷入时间和空间的双重失根状态。现在，广州北京路步行街的改造，也已经列入计划，不久也会有新的变化。
2000年夏天在德国德绍的包豪斯举行了以“北京·上海·深圳——21世纪的城市”为题的中国城市建筑展，德国《明镜》周刊刊发了题为《中央帝国的曼哈顿》的评论文章，认为“中国正在改造他们的城市——模仿西方的大城市。人民共和国会不会很快美国化，看上去像迪斯尼乐园”，上海浦东摩天大楼群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壮观”。一方面，境外媒体不得不承认：在全球城市化的进程中，中国扮演着最关键的角色，同时，也表示了他们的担忧，“世界会不会很快变成一种曼哈顿与拉斯维加斯的俗气的混合物”。因为中国以“令人惊叹的方式，从规模、密度和速度上重写了西方城市规划原理的定论”。
20世纪30年代流行于上海滩的《良友》画报上，曾有“如其说中国有个巴黎第二，我们不知该庆幸还是该悲痛……”的感叹。此言此语，至今依然可起到警世的作用。
城市巨变带来文化危机
为了在2008年奥运会召开之际向世界展示中国的风貌，举世闻名的北京故宫将启动近百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维修工程。可能将有数亿资金投向这一耗时长达六年的庞大工程。90年代，当广州市在老城区发现西汉南越国和御花园遗址时，也曾有城市政府当机立断，停止项目开发，投入巨资进行保护，“开发为保护让路”的报道。可是有关大规模破坏城市历史环境的报道，显然量要大得多。
据《世界建筑》杂志报道：“中国大陆在短短的十年之内建造了整个西方世界一百年的建筑数量。”今日北京发展的事实，也彻底宣告了当年“梁陈方案”的“不可行”。“城市轮廓线东起高碑店，西至石景山，南抵大红门，北达清河镇，方圆约六百公里，已经是老北京城面积的十倍。换而言之，我们已经建设了相当于十个北京城”。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北京明清古城，自然要消失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中。
广州城市规划最早的蓝图是向北、向东走的，定位一直不是很清楚，一会儿学香港，一会儿学上海，在国际大都市的构想下徘徊。而在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拉动下，却又开始往南扩展。广州的文化条件要比上海好得多，越王墓、七星岗、五仙观、光孝寺、六榕寺等文化遗产遍布老城。但是由于高架道路、立交桥无序建设，高楼大厦超密度开发，早已将它们掩埋起来了。上海虽然有一处被称为历史保护探索的“新天地”，但在“一撕即可剥落”的“镀金时代”，很快也会湮没在摩天大楼所构筑的钢筋混凝土森林中。
刘建梅在《城市的多边故事》中谈道：今天的上海，一样是日新月异，一样是无比地繁华，一样是一点点地碾平带有文化遗产的废墟，然后又在废墟上建造一个同台北相似的“世纪末的华丽。”即使新上海已在开始复苏它的繁华梦，可是老上海的富有风情时髦、有滋有味的点点滴滴的日常生活却所剩无几了，那点灵气已不复存在了。难怪有人认为，现在“看上海，好像在看恐龙的骨骼，这些年不断有新楼出现，令人有怪异感，好像化石里长出鲜骨刺，将来骨刺密集，也许就是上海以后的样子”。
北京市最为薄弱的，一是缺乏良好的生态环境；二是历史文化资源的严重流失。人的多样性，决定了人文世界的“和而不同”，地域文化、都市文化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持续的、不可避免的城市化或城市建设的程式化，使我们城市的地域特色被同化、异化、抽离或分割，从而失去了存在的物质基础。
从哲学的观点看，变化是绝对的、永恒的；不变是相对的、暂时的。但是能够打动人心、产生共鸣的环境，取之于永恒存在的“人性中的常情”。构成生机勃勃、悠闲自在、美好宜人城市的“无名特质”（quality without a name），是人、城市、建筑或荒野的生命与精神的根本准则。要保持城市特色和场所精神，就要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在体制转轨的急剧变革中，寻找合适的、可行的应对措施，切实保护它们。
人类学对近代人类认知的贡献之一在于提出多元文化的价值，强调分别从主位文化量度（emic—measure）及客位文化量度（etic—measure）来分析、看待社会及人们的行为。人类意识到生物多样性对进化和保持生物圈的生命维持系统的重要性，确认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全人类共同关切的事业。其实，生物多样性的内在价值，同样包含着社会、经济、科学、教育、文化、娱乐和美学价值。一个物种的灭绝是重大的损失，一种文化及其表达方式的灭绝也是无法弥补的损失。因此，2001年11月UNESCO通过的《文化多样性宣言》，强调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尊重、维持文化多样性（cultural diversity）对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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