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谓班氏之言不足信也，能谓宋明之理学亦不出于经乎？太史公作《史记》，则曰“考信于六艺”。本纪、世家所记三代之事，率皆本之于经传，谓经非古史，得乎？且近世古史之研究，实导源于晚清之今文学，廖季平师与南海康氏之言“托古改制”，本以解经学之纠纷，乃一变而为古史之探索.经与史之关系可知也。故近人目录分类，多不立经学之名，而依其性质分隶他目，此由于不知经学之为经学也.使不明经学之为经学，则经学也者，不与时俱逝而成为古代学术上之一名词欤。故言经学，于经学之性质。首宜识之矣。凡治一事，皆当明其性质与其范围，治经不当如是哉？乃治经者以顺释文字为究竟，凡一切故书皆然，经学独具之精神忽焉不察，可乎？夫经学者，史与子合流之学问，固非史学，亦非子学，而与子史皆有密切之关系，盖起于晚周而成于汉代。孟子之论《春秋》也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庄子.天下篇》曰：“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揞绅先生多能明之。”以《诗》、《书》、《礼》、《乐》与旧法世传之史对言，以史与义对言，是在晚周经学已有与历史分离之势，但其时儒者著书，若孟、荀之伦，称引《诗》、《书》，其态度与《左》、《国》所记春秋时人称引《诗》、《书》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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