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与国家一样古老，伴随着警察的嬗变，警察科学研究随之展开，尤其是以英国伦敦大都市警察局成立为标志的现代职业制服警察诞生以来，世界性的警务改革如潮起潮落，欧美国家的警察科学研究也日趋兴旺，学术成果硕果累累，由此形成了较为先进、完善的警察科学理论体系与操作模式。文化是人类社会积淀下来的精神财富，不同国度正是在文化交流与碰撞中汲人之长，补己之短。众所周知，早在晚清、北洋和国民政府时期，西方警学理论就被引入中国，警察学也成为从国外引入的社会科学中的一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学习了苏联的建警经验；“文革”开始后，随着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外国警学的引进被中止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非常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涉及政治、法律、哲学、经济、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等诸多领域的译著汗牛充栋，但对世界警学名著的移译却屈指可数，优秀的警学译著更是寥若晨星、凤毛麟角。为加强公安学学科建设，了解和借鉴国外先进的警务理论研究成果，推动现代警务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更好地发挥公安学科建设服务公安教育和公安实战的作用，本着开放性、灵活性和包容性原则，江苏警官学院于2012年启动了“世界警学名著译丛，，的遴选与移译工作，冀望“世界警学名著译丛”的面世，能够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重视对世界警学名著的引进与翻译，能够对公安学学术研究有所推动。

　　一、法律规制和同意
　　正如第二章所示，一些司法辖区（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新西兰、苏格兰、英格兰与威尔士）在试图改变和控制警务时越来越普遍地采用了法律规制的方法。总体目标在于扩大（或使其正规化）、澄清、规范警察权力和嫌疑犯的权利。这里我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法律规制策略尚未充分面对的问题——“同意”的问题。警察可能不是通过使用某种法律权力、而是通过设法获得嫌疑犯或其他关注对象的“同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例如，审讯或搜查）。一旦获得了这些人的“同意”，从表面上看，行为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就不再是政府官员和普通公民之间的关系，而是两个普通公民之间的关系。警察早已使用了这种做法，不仅用来补充他们认为不充足或不清楚的权力，而且作为更为普遍的工作方法。
　　随着法律法规开始划定警察的权力，“同意”变得越来越重要。“双方同意的”接触所带来的某些后果是，对警察行使权力的法定要求变得不再适用（这样一来，例如，警察就可以在缺少合理怀疑理由的情况下搜查嫌疑犯），也不必进行录音录像（这使监督工作变得更加困难），嫌疑犯的权利不再受到保护，而后者是行使法律权力的必然结果。澳大利亚警察依靠“同意”而不是依靠法律权力行事由来已久，这些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被记载下来。同样地，例如在苏格兰和美国，警察通过使用“同意”策略对更为严格的法律规制作出回应。可以预料，这是警方对PACE的回应。包括一些具体的规定，它规范了警察依靠“同意”而开展的活动。下面的讨论将集中在PACE上，也有来自澳大利亚的比较材料，将讨论“同意”如何给拦截搜查、搜查处所、逮捕、拘留及审问等警察行为的法律规制带来各种问题，也将关注解决这些难题的某些尝试。目的不仅在于列举“同意”的各种情况，还在于阐明基于“同意”的警务这种思考和执行警察工作的方法，基于同意的警务是某种社会实践，它有别于通常所说的“依照法律的警务”。本章最后将对这两种有时抵触、有时互补的警务实践的历史和前景提出一些看法。
　　这里关注的重点是同意和警察调查权之间的关系。然而，人们感兴趣和关心的往往是在各种各样的其他法律环境中准予（或索取）“同意”所导致的后果。刑事程序的后期阶段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嫌疑犯和被告通过认罪或接受警告后进行合作的意愿，第5章到7章。在刑事实体法中，“同意”在某些罪行的界定中存在着争议，尤其是性暴力和其他侵害（法律委员会，1995年）。在其他地方，它是由资格问题引起，尤其在关于同意接受治疗的医疗法中。正如李所说，“同意这个概念是所有法律的特点”。

缩略语
第一章  警务中的法学理论
第二章  警察权力：书本中的法律及其他
第三章  依照法律的警务和基于同意的警务
第四章  英格兰与威尔士的拘留审讯制度
第五章  新南威尔士州合法的拘留审讯法规／非法规
第六章  沉默的嫌疑犯与警察的审讯
第七章  合法性、规则与警务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