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生，1962年生。曾任新华社记者，新华社亚太总分社新华亚太财经电视公司总裁、香港《中国市场》杂志常务副社长、香港《文汇报》助理总经理、高级记者，新华出版社副总经理，现任香港《紫荆》杂志社副总经理。
　　许煜，1970年生，毕业后多年从事新闻工作。曾任广州电视台编辑，香港《文汇报》高级记者、北京新闻中心港澳新闻部主任、部委采访部主任、北京分社副社长，现任香港《紫荆》杂志社高级记者、深度专题新闻部主任。

　　周南先生曾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及燕京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学校，后进入外交部，1983年起任外交部部长助理，1984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90年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先生长期参与外交活动，特别是亲自参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及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经历了中英及中葡谈判艰难曲折的进程，是香港回归全过程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周南解密港澳回归：中英及中葡谈判台前幕后》真实记录了诗人外交家周南丰富多彩而又曲折复杂的人生经历，资料翔实，内容真实权威，特别是披露了很多中英关于香港问题及中葡关于澳门问题谈判过程中鲜为人知的细节，再现了重大历史事件的决策背景和决策者及执行人的智慧，是了解新中国外交事业和港澳回归全过程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

　　“在那些天中，中方出现了一个新人物——外交部部长助理周南。他刚从纽约回来，作为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在那儿工作了10年之久。周南是一位既精明又有教养的人，他善于随口征引中文或英文的名章佳句，很会劝人豪饮茅台酒。他已经掌握了一些西方的谈判习惯，你甚至可能在电话中得到出自他口中的权威性答案。而且，就是他加快了中英双方在1983年初夏关于议程问题的谈判进程。我发现他活跃，喜欢挑战，有时很风趣，有时又令人感到发怵。”
　　——英国前驻华大使 柯利达
　　
　　“中国的对手是谈判高手。既能坚持原则，又能灵活应付。尤其是周南，很不好对付。在我看来，他就像中国‘茅台酒’。”“中英谈判如果没有周南，就像中国的正式宴会没有茅台酒一样。”
　　——英国前外交大臣 杰弗里·豪

　　“乔老爷”大闹安理会
　　在联合国的那10年中，除了与苏美两个霸权大国进行斗争外，还有两件事对周南来说印象比较深刻。其中一件就是乔冠华大闹安理会，大战马立克。乔冠华当时是外交部副部长，每年都要去联合国大会作主题发言。1973年10月，正好安理会要讨论中东问题。据说那次安理会召开前，苏联跟美国不但事先碰过头，还跟瓦尔德海姆秘书长也商量好了，会上各国都不发言了直接对草案进行表决。那个草案是关于中东问题的，带有妥协性，中国不大赞成所以想在会上讲讲立场。于是大会一开始，乔冠华就要求发言。
　　当时每个代表席前都有一个喝水的玻璃杯子，谁要发言就用铅笔敲敲杯子。中国代表团刚要发言，苏联代表马立克就“当当当”敲起了杯子。他说这是个“程序问题”，已经商量好了这次会上大家都不发言，直接表决草案，现在中国代表要发言不合适。乔冠华火了，马立克敲，他也跟着敲，两个人同时不停地敲着玻璃杯子，最后乔冠华忍不住大叫：“我抗议！在安理会上要求发言是中国作为常任理事国的正当权利，任何人都不能剥夺这个权利。”这一下会场就炸开了。
　　当时安理会轮值主席是澳大利亚代表，他马上宣布休会，然后把乔冠华请到主席办公室商量怎么办。乔冠华坚决抗议剥夺中国发言的权利，他说：“这是极不正当的，我们必须要讲话！”后来轮值主席妥协了，他说：“这样吧，现在先休会。下午开会你第一个发言。”
　　中午乔冠华一边吃饭一边说：“不行，下午我们得好好说几句！”吃完饭他叫住周南一起改稿子，在原有稿子基础上加了一段话，开头几句对马立克表示了不满：“我知道马立克先生有话要讲，没有关系，如果真理在你手里，迟一点讲早一点讲都不要紧，但要有点风格。我和你马立克先生认识几十年了，怎么你这个老脾气还没有改？我希望你把脾气改一改好不好？”后面还加了一句更厉害的话：“联合国演变到目前这种状况，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了。还要联合国干吗呢？有美苏两国的共同统治再加上一个秘书长不就够了吗？”
　　下午乔冠华在会上一讲，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的脸一下子红了。乔冠华就是讽刺秘书长事先跟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商量好了，剥夺大家发言权。他接着讲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最后说：“虽然我们不赞成这个内容，但考虑到当事国的意见我们不投反对票，但也不参加投票。”那次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们都很高兴，说中国替他们出了气。第二天纽约很多报纸都在头版发了消息，讲乔冠华如何大闹安理会。
　　周南后来解释说，“不参加投票”这种方式其实是中国进入联合国以后的“发明”。之前联合国的投票方式只有三种：赞成、反对、弃权，后来中国在不想表达立场的情况下“发明”了“不参加投票”这一“表决”方式，意思介乎弃权与反对之间。“可以说是中国‘修改’了联合国的议事规则。”后来有些发展中国家也学了这一手，不退场但也不参加投票。周南说否决权是不能常用的，中国除了选举联合国秘书长时投过否决票外，其他表决都很慎用。
　　说到乔冠华，周南说他是个才子型的干部，抗战时期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他文笔犀利，写文章很快，特别是政论性文章，分析二次大战战局很深刻也很有预见性，很多大后方青年都喜欢看他的文章。周恩来也很欣赏他，外交部刚成立就举荐乔冠华担任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自己亲自兼任主任委员。中国一加入联合国，毛泽东点将组建代表团时也马上点到乔冠华。
　　乔冠华夫妇感情很好，夫人龚澎的死对他打击很大。龚澎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女外交官，可惜去世得太早，50多岁就撒手人寰。龚澎是燕京大学历史系1937届毕业生，说起来还是周南的“学长”。1949年外交部建部时龚澎担任情报司司长，是外交部的第一位女司长。乔冠华与龚澎结婚近30年，对夫人感情很深，1970年9月龚澎病故后，乔冠华非常悲痛，好长时间都没缓过来。周南就曾在他家里看到他一个劲儿喝酒，不停背苏东坡的那首悼亡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后来很多人慕名而来他都没看中，直到两年后与章含之认识，情绪才慢慢好了起来，后来就与章含之结婚了。
　　周南说乔冠华除了外交才华外，还帮助过许多人。像钱钟书下放，乔冠华就说：“他这个人怎么可以去搞体力劳动呢？还有俞平伯老先生，年纪太大了干不了别的活，只能搓麻绳。这些老弱病残的人还下放劳动锻炼，不是闹笑话么？”建议把他们都调回来。总的看来，乔冠华的一生还应该说是功大于过吧。
　　两年谈判大功告成
　　1984年7月28日，也就是在周南他们向邓小平汇报完赶回北京的第二天，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一行到了中国，准备与中方就“过渡时期在港设立联合联络小组”问题作最后磋商。当天中午，周南在钓鱼台安排了会见，由他做东请柯利达和高德年等人吃午餐，并在午餐中打出了北戴河商定的这张牌。他说：“我们考虑再三提出这样一个方案：联合小组必须进驻香港，但进驻时间可以晚点；1984年年底正式签署协议，1985、1986、1987三年有需要共同商议的事情可以在外边商谈。到第四年1988年的1月1日进驻，成为常设机构；为了照顾你们的感受，1997年后再过两年半，到2000年再结束中英联合小组。”他强调：“这是中国最后的方案了。如果你们还不接受，我们撤回方案，但后果你们负责。”
　　柯利达当时时差还没倒回来，午餐时分已昏昏欲睡，一听这消息猛然惊醒，意识到中国要做最后摊牌了。他在回忆录中这样描写：“从家出来第一个夜晚主要跟杰弗里·豪和高德年一起在飞机后舱里，为联合联络小组起草的职权范围进行反复修改，睡眠严重不足。对与能豪饮茅台的周南先生共进午餐并不十分感兴趣，但是他的信息令我顿时清醒过来，他说中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高层领导人会议即将召开，很难保证他们的态度不会影响最后谈判。那就暗示着悬而未决的问题必须在未来的2到3天内解决，否则中国就会收回原先所提出的方案，谈判就会失败。他们准备同意我们为联合联络小组所制定的某些职权范围，也准备让联合联络小组晚两三年进驻香港。但他暗示中方想要一个迅速的回答，问题要在外交大臣见邓小平之前解决。”
　　午餐后柯利达马上从钓鱼台2号楼跑到他们住的楼，把这个情况向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和港督尤德等人作了汇报。杰弗里·豪一听马上说：“不要在屋子里谈，屋子里可能有中国安的窃听器，到外边大树底下谈。”那时候正是盛夏7月，骄阳似火，他们不得不强忍着酷热在外面商谈对策。杰弗里·豪的回忆录里有一段很生动的描写：天晓得大树底下是不是也有窃听器。他认为这是中国的底线，不能再拖延和僵持了。但港督尤德不同意，说要逼中国作更大的让步，最好能“粉碎”联合小组。但英方多数人还是认为搞不好要破裂，决定马上向伦敦发报提出建议。当天下午柯利达就跑回使馆发电报去了。
　　第二天姬鹏飞请吃饭，刚喝了个汤，英国使馆那边就有电话把柯利达叫回去了。周南心想应该是回电了，果然是这样。撒切尔夫人同意跟中方达成妥协，但要英方代表争取更好的结果，最好再往后拖几年才让联合小组进驻香港。中方说1988年进驻2000年结束，他们提出推迟到1993年以后进驻，2002年再结束联络小组工作。中方拒绝了，他们只好让步，但在双方已达成协议之后又怕向撒切尔夫人交不了差，于是杰弗里·豪在见赵紫阳时就说：“1988年1月1日让联合小组进驻香港，时间太早了，再延迟半年到7月1日再进驻吧。”赵紫阳和周南他们商量了一下，想想就再让他半年吧，于是确定联合小组1988年7月1日进驻。
　　杰弗里·豪后来写道：“撒切尔夫人知道了有关情况之后，也同意了这项妥协，但仍对英方未能将小组进驻香港的时间推迟到1988年以后而感到失望。”柯利达在回忆录中说：“在会谈过程中有许多转折点，但1984年7月‘无疑是最富有戏剧性的’。在此之前人们甚至怀疑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协议，谈判似乎有可能破裂。但现在，已经可以看到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的前景了。”他还直言不讳地说：“如果当时达不成协议，邓小平是不会从北戴河回京会见我们的外交大臣的。”周南说，后来事实再次证明，联合联络小组进驻香港是很必要的，进驻后的确为香港顺利回归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双方一达成协议，马上报告给小平同志，他于7月30日深夜乘专列离开北戴河，31日早晨回到北京，并安排当天上午会见杰弗里·豪。会见之前邓小平先听周南他们汇报，周南讲述了最后谈判的经过，邓小平高兴地说：“那好了，大问题都解决了，等会儿我见他的时候就可以讲欢迎英国女王来访了。”后来客人来了，邓小平很高兴地开了个玩笑：“你看我在北戴河都晒成非洲人了。”他接着说：“我们的周南部长助理和你们的伊文思大使工作都很出色啊，现在已经基本达成协议了。”杰弗里·豪马上凑了个趣，说：“中英谈判如果没有周南，就像中国的正式宴会没有茅台酒一样。”邓小平哈哈大笑，说：“协议正式签署后，中国政府欢迎英国女王来访。”
　　杰弗里·豪在回忆录里还这样描写：当我们离开北京一起坐车到机场的时候，周南以其特有的自豪感回敬我一句：“告诉我杰弗里·豪爵士，你是否觉得茅台酒对你太浓烈了？”他在飞机场与我们道别时又以优雅的姿态，恰如其分地引述了宋朝的一首诗中的一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周南说，这段插曲杰弗里·豪不但写到他的回忆录里，还多次对访英的中方官员津津乐道地谈起。
　　谈判中还有一些有趣的花絮：会谈改到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以后，一次开会前下了场春雨，周南在会前同伊文思聊天时就引用了杜甫“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诗句，暗喻会谈是在和风细雨中前行的。第17轮会谈前，周南从钓鱼台养的几只孔雀谈起，讲到埃及神话中关于“火凤凰”在火中得到新生的传说，暗喻香港的明天会更加美好。第18轮开始谈判前一天又刚好下了场大雨，他就引用了老子的话“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暗示双方在联合联络小组问题上的分歧将会得到解决。
　　第20轮会谈开始，谈判中的最后一个重大障碍关于过渡时期设置中英联合联络机构的问题已经解决，周南在记者在场的会前讲话中，讲到打算将来请伊文思大使去三峡旅游，还引用了李白“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诗句。第22轮谈判，“现在已经是秋天了。我记得大使先生是春天来的，那么你在中国就经历了三个季节了：春天、夏天、秋天。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用中国俗语说就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明’。”当时协议已经基本达成，周南暗喻谈判已经到了结尾的“收获”时期。
　　透过周南的这些暗示和花絮，香港报刊和传媒都作了不少报道和猜测。有一次，伊文思大使很紧张地问周南：“你说的‘两岸猿声’是不是指在英国和香港两地那些反对香港回归的人？他们听了会不会不高兴啊？”周南哈哈大笑，说：“这不要紧嘛，我讲的是‘猿’，没有讲‘人’，谁肯承认自己是‘猴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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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家世渊源及学生时代（1927-1949）
孔门贤人为先祖
天津“耀华”受启蒙
北大校园读诗书
未名湖畔岁月
开始革命生涯
进入晋察冀解放区

第二篇
开始外交生涯（1950-1954）
新婚翌日赴疆场
在巴基斯坦当“外交学徒
多次陪领导人出访（1955-1961）
近观周公风采
敬佩陈毅本色
风云际会在坦桑（1962-1967）
中国援建坦赞铁路
坚决反对“两个中国

第三篇
十年常驻联合国（1971-1981）
中国重返联合国
形成反霸统一战线
“乔老爷”大闹安理会
邓小平出席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

第四篇
中英香港问题谈判（1982-1985）
奠定回归国际基础
香港问题提上日程
定下“两手准备”基调
“铁娘子”遇上“钢铁公司
巧去“a”和“the”，解决大议程
英方玩弄“三脚凳”
幻想“主权”换“治权”
周南受命任首席
小平一怒安天下
“中英联合小组”之争
两年谈判大功告成
中英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四载铸成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第五篇
中葡澳门问题谈判（1986-1989）
中葡谈判再任首席
回归时间“节外生枝
“12·20”有来由

第六篇
疾风骤雨驻港时期（1990-1997）
英国人蠢蠢欲动
许家屯出逃美国
临危受命驻香港
倒行逆施彭定康
中央决定“另起炉灶”
排除万难迎接回归

第七篇
优游林下离休生活（1997-）
功成身退读文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