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收入差距改革的阻力有多大
贫富分化孕育巨大危险
最近30年，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的奇迹。
一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经济体，成功对接了全球化带来的制造业转移的历史契机，一跃成为地球上另一个“超级大国”。如今的中国，不论从经济总量、科研能力、基础设施各个方面看，都与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相匹配。
然而，如果我们把“改革”“开放”仅仅看作是表述一种经济政策取向的中性词，而不是另一种顶礼膜拜的意识形态的话，那么在肯定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发展的过程中过度追求效率，而忽略公平的价值取向，让中国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贫富差距过度拉大。
过度拉大的贫富差距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已然显现，一方面消解了人们对改革开放正当性的理解，一方面减弱了人们对生活水平巨大提升的满足感，同时为中国经济下一步的可持续发展设置了障碍。
就中国目前的状况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收入水平已经由一个相对平均的状态转变为一个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状态。尤其是最近几年，贫富差距的程度已经超过了“中等不平等”的国家。这种变化继续发酵，势必为将来的发展埋下诸多隐患，因此引发了有识之士的担忧。
在过去的30多年里，从发展轨迹上看，中国基本效仿了日本的经济成长模式：在高效而强有力的政府主导和推动下，经济高速发展。但从国民财富分配的结果上看，却产生了如巴西、墨西哥等国走过的所谓“拉美化”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美和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亚国家都曾经经历过经济快速增长阶段，只有日本、韩国等少许几个经济体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到高收入或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而大部分国家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陷入长期的停顿状态。
从这些国家的发展过程来看，哪个国家在快速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没有快速拉大，这个国家就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反之，哪个国家在快速发展阶段贫富差距快速拉大，那么，这个国家必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无一例外。
也就是说，较小的贫富差距是不跌落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提条件。而中国目前的发展状态恰好处于两者之间。
中国众多的人口、贫乏的资源、错综复杂的矛盾，都将导致中国可能永远失去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机会。贫富差距的问题解决不好，改革开放就等于全面失败。这绝非危言耸听。
著名经济学者布拉姆巴特指出：“高度的不平等有可能会阻碍增长，因为无法获得信贷的穷人也许不能利用投资机会，也有可能成为政局和社会不稳的根源，阻碍投资和增长。”
卢梭在《论不平等》中说过：“社会经济不平等给予共同体中有些人过分强大的影响法律制定的力量，把共同体分裂成充满敌意的帮派，都不愿意为了整体利益而牺牲小团体利益。”放在200多年后的当下中国，这话精准得令人毛骨悚然。
先贤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贫富差距这种经济不平等所引发的严重后果，即通过隐秘手段暴富的群体会干预立法、司法、行政，并结成特殊利益集团，吞噬经济发展的硕果。他还说，巨大的贫富差距将造成公民间的相互仇恨、对公共利益的冷漠。贫富差距是真正民主的障碍。
保护穷人免受富人的暴政是所有政府的最重要的责任，社会一旦出现非常富有和非常贫穷的人，再来采取措施就往往为时已晚。最好的做法是从最开始就防止财富极端不平等的情况出现，通过管理社会，保证没有特别贫穷的人。在卢梭看来，缩小贫富差距，进行收入制度改革，是社会免于陷入混乱和无序的重要措施和必要措施。
对中国来说，现在亡羊补牢，的确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在2003年之后，中央的政策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缩小贫富差距的走势。一系列缩小贫富差距的措施出台，包括农业税的减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医改的推进、保障房的大规模建设，等等。但突发的金融危机打乱了这一进程。4万亿巨额投资在缺少监管的环境下迅速投放，一方面抑制了经济的下滑，保证了就业；另一方面，巨额投资中的贪腐现象和巨大货币发行推高的资产泡沫，也导致财富迅速向富人集中。中央几年来缩小贫富差距的努力几近付之东流。
谁先富了起来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处于全球最低的范畴之内。这种超低的基尼系数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现象。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走上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讲，贫富差距扩大是不可避免的现象。
脱离计划经济轨道之后，私营经济开始活跃起来，一部分率先下海的人先富了起来，一部分高级职业经理人开始富了起来，一部分专业技术人员开始富了起来。随着财富总量的增长、投资渠道的增多，一部分炒股的人富了起来，一部分炒房的人富了起来。
同时，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开始拉大，占据明显区位优势的东部沿海地区就获得了更加迅速的发展，从而使东部沿海地区的居民在收入方面拉大了与西部地区居民的差距。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让一部分人先富裕了起来。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确立也是分阶段的，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特征，在每个阶段，人们获益的水平也不尽相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和进一步确立，每个阶段获益较大的人群自然会跟获益较小的人群进一步拉开收入差距，这也符合自然规律。
可见，谁能洞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大势，谁能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保持同步，谁就能获得先机，率先富裕起来。这无可厚非，也不必以道德眼光对之强加否定和批评。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合情合理的，而且是客观原因造成的。
但同时也要注意到，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进程中，也造就了另外一个巨大的先富群体——他们更多的是依靠非法或者合法的方式侵吞社会财富。这个群体的迅速膨胀是贫富差距快速拉大的更为本质的原因。
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是一个计划与市场、权力与市场交织混杂的经济模式。这种模式是中国转型的必然产物，同时也被实践证明是经济赶超的卓有成效的发展方式。这种发展模式，也必然为财富的巧取豪夺留下许多“空当”。
在“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思想指引下，崇尚拥有财富而不问财富来源成为从官方到民间的普遍共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笑贫不笑娼”成为被社会普遍接受的价值观。依靠非法或者合法不合理的方式获得财富的比例越来越高，“灰色富有阶层”“黑色富有阶层”迅速形成壮大。
这个暴富阶层分布在“管、产、学”各领域，其核心特征是通过权力勾兑获得财富。他们可以分为这样几个层次。
第一类是贪腐官员或者国有企业管理者，通过帮助商人、企业获得特殊利益，或者通过提拔干部变卖权力，获得巨额贿赂。
第二类是通过贿赂政府官员获得项目的商人。
第三类通过在企业改制、上市、购并等途径瓜分国有资产，过多占取公共利益的企业家。
第四类是依靠家庭背景或者特殊关系，掌握信息套利或者充当掮客的投机者。
第五类是利用市场监管漏洞，以次充好，生产假冒伪劣商品的不法商人。
第六类是在企业运行中，通过贪污受贿，获得不法收益的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经理人。
这六类人群的不断壮大，在导致社会财富分配失衡的同时，也极大地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导致市场失真，让一些真正守法经营的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在市场经济运行中，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是一种必然的现象。而税收制度正是利用二次分配纠正一次分配的不公正现象的有力武器。而目前中国的税收制度基本上没有实现这一目标的功能。由于缺乏完备的个人财富报税和核查手段，个人所得税事实上成为针对工薪阶层的工资税。房产税、遗产税税种也迟迟没有推出。依靠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征收机制，根本无法实现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就更别说对“黑色财富”“灰色财富”的抑制了。
最后，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滞后，更加助长了贫富差距。与经济发展幅度相比，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表现出一种明显滞后的情形，中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无法有效地保证失业队伍的基本生活问题，对农村贫困人口的辅助更是杯水车薪。
综上所述，在多种因素影响之下，中国收入差距过大现象日益严重，并对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造成越来越大的负面效应。
新三大差别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三大差别是中学生们在政治课的考试中肯定会遇到的题目。这种题目被称为送分题，几乎每个学生都会毫不迟疑地写出以下答案：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消灭三大差别。
近几年另外一些因素造成了新的三大差别，并有不断扩大之势，也就是一线员工和管理者之间的差别、垄断行业职工和竞争性行业职工的差别、本地户籍和外地户籍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虽然不像巨富和赤贫之间的差距那么触目惊心，但由于涉及人群广泛，也成为中国贫富分化急需解决的新课题。
三大差别是工业化的一个自然产物，当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浪潮席卷到哪个国家，这种差别就必然会产生。但新三大差别则主要是通过制度安排人为产生的。在垄断行业和竞争性行业之间、本地户籍和非本地户籍之间，收入差距尤为明显。
我们发现，在劳动力的价格形成机制上，市场失灵了。市场调节机制仅对部分群体起作用，而对另外一部分基本不起作用。
在一线员工那里，虽然在地区之间、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间有一定差别，但不管是民营、外资还是竞争性国企，基本形成了全国性的劳动力市场，每一个城市不同所有制中的餐饮服务员、制造业工人、大学毕业生之间的市场价格差别不大。公司管理层，在民企、外企和竞争性国有企业，也基本上是市场主导。
而在金融、电力、烟草、电信、石油等垄断行业，管理层的薪酬则完全与职业经理人市场的供需无关，在这些企业，管理层只在系统内部流动。一位县长向我抱怨说，在一个县城里，电力公司总经理的薪酬是他的10倍，烟草局长、银行行长、移动或者联通公司的总经理的薪酬是他的5～8倍不等。
不说管理层，在垄断行业内部的普通员工之间，由于身份的不同，薪酬和福利差别也越来越大。员工被分成正式工、合同工、派遣工、劳务工等各种不同的身份。同样的岗位、同样的工龄，不同身份之间的收入差别最高的能达到5倍之多。那些在移动、联通营业厅里的业务员，在中石油、中石化油田和加油站里的大量派遣工、劳务工，顶着垄断行业员工的名分，挣的是和其他行业差不多的薪酬。我的同事曾经讲过这样一个笑话：中石油的小伙子和中移动的姑娘谈恋爱，都以为对方是高收入人士，交往一段后一打听，原来都是派遣工。
和前两对差别相比，本地户籍和外地户籍之间的收入差别不表现在薪酬上，却通过享受各种公共服务的权利差别，以一种隐形的方式表现出来。没有本地户口，孩子上学要多花几万到十几万元；不能在本地参加高考，只好一狠心送孩子到国外上大学，当然又是一大笔费用。没有买经济适用房的权利，买商品房又要增加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支出。
从2004年到2009年的5年，中国的GDP从13万亿增长到33万亿，增长了近150%。同期，城镇职工年平均工资从1.6万元增加到3万元，增长了不到90%。而这增加的90%，大部分落在了企业管理层、垄断行业正式职工身上。农民工年平均工资仅仅从1.1万多元增加到1.6万多元，增加了50%。而竞争性行业的基层知识工作者的工资增加幅度甚至还不如农民工。因此，大部分一线员工对薪酬的感受和统计数字完全背离。如果你不是管理层、不在垄断部门工作、没有本地户口，同时也没有升职、没有创业、没有转行，还在原来的行业和岗位上，那么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这五年，你的薪酬和福利肯定不会有什么变化。近几年，由于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日趋减少，人口红利阶段结束，导致体力劳动者的薪酬有较快的上涨，但总体说来，由于制度安排而导致的收入差距不合理状态依然存在。
第一次分配市场失灵，第二次分配政府失灵。失灵的平方造成新三大差别越来越大，并且有加速发展的态势。新三大差别的最大受损者是两个群体——农民工和普通白领，而其中普通白领的感受更加强烈。
如果说，十年前的收入结构是一个金字塔，而现在拉长了变成埃菲尔铁塔，原来白领是在金字塔的高处的，现在突然发现成了塔座。而那个越来越长的塔尖则由同时具有管理者、垄断行业和本地户口三重身份的人构成。
新三大差别，对经济造成的影响是，消费对经济的贡献从十年前占GDP的60%，下降到去年的36%，中产阶层的跌落，让拉动GDP三驾马车的辕马变成了一头瘦驴。这最终影响的不仅是社会公正，还有中
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美国的“大压缩”
当时间跨入20世纪初，也就是1900年的时候，美国进入了飞速发展的时代，但也正是这个时候，美国社会两极分化严重，收入差距巨大。
历史数据显示，从1900年开始到1929年这30来年中，美国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但收入不平等程度并没有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而得到根本改变。在减轻收入不公的影响方面，美国政府的作为收效甚微。
以20世纪20年代为例，美国收入最高的10%人群拥有超过43.6%的国民总收入，而其中收入最高的1%人群的财富更是占到国民总收入的17.3%。
当时的大西洋彼岸，已经在推行累进税制与建设福利国家领域有了长足的进步。比如说德国，早在19世纪80年代，俾斯麦就引入了养老金、失业保险甚至国民医疗保险等相关体制。到20世纪20年代，英国也已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国家福利制度，包括国民医疗福利。
而在美国，从独立到20世纪早期，一直依靠关税养活联邦政府，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税源，也就更不要谈建立在税负之上的社会保障体系了。客观上，这种税收政策既使美国企业和富人无税一身轻，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条件，也给欧美工业品进入美国设置了贸易保护壁垒。
可以说，从建国开始，贸易保护主义就是美国的基本国策。但高关税在保护了美国工业和垄断企业的同时，却让普通百姓承担高关税带来的高物价，百姓要用比欧洲人高得多的价格购买来自欧洲的工业品，而企业和富人们却从中不断得到好处。
从19世纪末，一场长达30年的“进步主义”运动在美国风起云涌，要求向富人开征所得税并降低关税的呼声越来越高。但这种努力遭到保守势力的顽强抵抗，他们祭出美国宪法，并鼓吹向企业和富人征收所得税是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万万要不得。
争论一直持续到1913年。之前的1912年，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当选美国总统。作为美国历史上学历最高的总统，曾经担任过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哲学博士伍德罗·威尔逊最终促成了关税的降低和所得税在美国的确立。税收改革和联邦储备系统的建立是这位高学历总统所宣扬的“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按照新的关税法案，所有进口商品的平均税率从37%降到了27%。估计由此将使联邦政府每年减少5000万美元以上的收入。这个亏空怎么补上呢？10月31日，威尔逊签署了另外一项法案——《所得税法》。法案规定，年收入超过3000美元者缴纳所得税，税率在1%到7%之间。至此，所得税在美国终于获得了名正言顺的地位。
用来说服最高法院修改宪法，承认所得税合理性的理由是：人们从属于自己的财产中拿出一部分来缴纳个人所得税，最能引起纳税人的“税痛”，最能增强其公民意识，这将使纳税人对税率提高都会极为敏感，并对政府如何使用税收的问题更加关切，因而也只有以个人所得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对于宪政民主的转型具有特殊的意义，有助于在私人财产权和国家税收之间构建起宪政性质的联系。个人所得税会加强人们对政府的监督，防止政府对税收的挥霍。这个推论获得了美国人的认可。个人所得税的缴纳和使用，成为美国式民主最重要的一部分。
为了让美国人了解税收和民主制度之间的重要关联，美国中学八年级的历史教学计划中，安排了税收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历史沿革的内容。在高中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公民学和商务教育等课程中，都设有关于税收的知识，解释怎样填写简单的纳税申报表，阐述美国税制与政治、经济制度变迁的关系。
在此后的历史上，税收政策也成为美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基本规律是，共和党上台通常会推行减税政策以刺激经济，民主党上台通常会加大对富人的征税额度以加强社会福利，在税收政策左右的摇摆之间，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平衡。里根减税、克林顿增税，小布什减税、奥巴马增税，如此反复。
在所得税刚刚获得合法地位的时候，主要是向富人征收。经过近100年的演变，中产阶级成为纳税的主角，而富人则可以通过各种避税手段，免除他们应当缴纳的税收，这成为中产阶级的心病，也让不少富人不好意思，以至于连巴菲特这样的大富豪也呼吁“向我征税”。
同样的，在中国，当年为调节贫富差距而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定为800元人民币，一年下来正好是万元户的收入，至少在表面上起到了调节高收入的效果。但演变到现在，普通工薪族变为税收主体，而很难从真正的富人身上征到足额的税。
虽然开收了所得税，但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美国基本上是没有福利、贫民救济、粮票之类的政府收入再分配政策，也根本没有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险计划。直到罗斯福上任，压缩贫富差别的政府政策才开始出现。
罗斯福总统在1936年大选前夕的麦迪逊广场花园演讲说：“（既得利益集团）已开始将合众国政府仅仅视为其自身事务的工具。我们现在知道，金钱集团把持的政府与暴民团伙把持的政府同样危险。”
罗斯福主政后，开始推行新政。其中在收入分配改革中所推行的“大压缩”政策毫不夸张地改变了美国因社会不公平而蹈入纳粹深渊的危险。
在“大压缩”政策的主导与实行之下，美国富人与劳工阶层的差距急剧缩小，到50年代，美国富人比例严重下降，中产阶级得到充分壮大，而且美国人民的生活也更有保障，拥有各种新型的福利，如医疗保险和退休金计划。
可以说，正是由于罗斯福政府推行的“大压缩”政策，同社会保障与促进就业两大举措并举，使得美国摆脱了大萧条的危害，并促使美国成长为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富裕国家。
美国的发展历程，绝不像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一直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光辉照耀下前进。美国的资本主义是被深刻改造过的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后发的工业化大国，美国的历史对中国的当下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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