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文章发表以后，旋即招致李大钊等人的批评。李大钊寄给《每周评论》的《再论问题与主义》针对胡适的观点，提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分离的关系，解决问题离不开主义，而有了主义，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胡适则又接连撰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和《四论问题与主义》进行答辩，继续阐发自己的观点。
胡、李二位先生对于“问题与主义’：的观点虽各有不同，但后人注意到，他们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却是相通的：胡适所发表的系列文章，内容主旨是主张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都只可认作是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输入学说要注意当时发生这些学说的时势情形，注意“论主”的生平事实和他所受的学术影响，注意每种学说已经发生的效果。李大钊固然不赞同胡适的有关论点，表示“我的意见稍与先生不同”，“但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①。他还强调：“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际两方面。”“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②两人对于外来学理和主义要适应“中国今日的时势”是有共识的。
有研究者认为，李大钊的这些话实际上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而同时，作为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胡适，他对于“问题与主义”认识虽有其片面性，但却点中了问题的主题，对于李大钊形成相关认识起了一定的启迪作用。马克思主义者吸取了胡适的部分观点，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进行了初步思考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它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萌芽。①
“问题与主义”之争对于毛泽东以及同时代的其他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如瞿秋白、张国焘等人的确产生过重要影响。在1919年，毛泽东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章程》第一条指出：“同人今设一会，注重解决如斯之问题，先从研究人手，定名问题研究会。”在第二条中，毛泽东罗列了拟研究的71个问题，包括教育问题、女子问题、孔子问题、东西文明会合问题等等，并特别强调：“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依据。因此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②到了1930年，深受教条主义之苦的毛泽东在他的理论名篇《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共产党的正确的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1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③在他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那段文字中，毛泽东又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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