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评析《天演论》时，研究者们最为关注的首要问题是：严复为什么要翻译《天演论》？他翻译此著想要向世人传达的信息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一直为人们所争论的问题。作为一部西方学术著作，赫胥黎原作的意旨应该说是非常明确，涉及西学的问题亦不少，但因严复在翻译过程中所作的调整和所加案语，使原作与译作的意义产生了差异，其中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与他在案语中同时介绍的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之间的关系，是研究者们讨论《天演论》时最关切的问题。
史华慈认为：“《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为严复介绍他所理解的斯宾塞的进化论哲学提供了一个出发点，而赫胥黎则几乎成了斯宾塞的一个陪衬角色。在探讨过程中，严复自己所作的宗教的、形而上学的和伦理的案语已使这一点很明确了。最重要的是，正是在《天演论》中，他十分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它所包含的伦理的深深信仰。他清醒地知道这一伦理暗示了在中国将有一场观念的革命，现在他的注意力之所向正是这场革命。”①史氏的这一观点遭到了汪荣祖先生的反驳，汪认为：“严氏固然不完全赞同赫说，亦非全盘否定，自非只因其简短而译之。”“我们不必视严氏案语尽是在发表他本人的意见，引入案语，不仅订正赫说，而且补充说明，以获致他认为较为平衡的观点。”“我们实在无须采取非杨即墨的观点，把严氏定位于斯宾塞。严复一心要把他所理解的天演论说清楚，是十分显而易见的，实在没有必要囿于一家之说，吴汝纶序言中所谓‘天行人治，同归天演’，实已道出译者汇合赫、斯二说的微意。”②近又有论者提出新见，以为“EvolutionandEthics决不是讲解生物进化论的科普读物，而是提倡美德、调和人际关系的伦理学著作。尽管书中列举了不少生物界的事例，但它们只是一些通俗的比方，是为了让读者容易理解并接受自己的社会伦理思想。由此推论，严复之所以翻译赫胥黎的著作而不去翻译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其用意就是为了引进这种新型的伦理思想。只是由于赫胥黎的社会伦理思想建立在进化论的基础之上，因此在引进这种伦理思想的同时，必然要做普及进化论的工作。”③
细读《天演论》，提到斯宾塞名者有《自序》，正文中有导言一（此处为严复所加），案语中有卷上导言一、二、五、十三、十四、十五、十七、十八，卷下有论五、十五等处。直接提到赫胥黎名者有自序，案语中有卷上导言一、三、四、五、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卷下有论一、九、十三、十五、十六等处。应当说明的是，书中其他处虽未提及赫氏之名，实为讨论《天演论》本身者则几乎贯穿全书的案语。而涉及比较斯、赫两氏学说的地方有自序、案语中有导言五、十三、十四、十五、十七、十八、卷下中的论十五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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