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坐在主席台上耀武扬威，转瞬间便被满街游斗。“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那一场空前（但愿也能绝后）的大灾难，确实值得认真反思。但我觉得，与其控诉别人如何迫害自己，不如反思自己如何迫害别人。我们敬重周扬，不是因为他曾在秦城监狱里受苦受难，而是因为他出狱后，逢人便赔礼道歉。
“批周”会上的“小人物”
1973年是周恩来命运多舛的一年。1月13日，因膀胱癌恶化，排出大量鲜红的血尿。3月10日，他住进玉泉山施行第一次电灼术治疗。令人欣慰的是肿瘤甚小，术后几天尿色就清澈透明了。总理很高兴，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设“烤鸭宴”答谢医生护士，他以为自己已经康复了。
不料，7月和11月，两次“批周”，使周的病情急剧恶化。第一次“批周”后，再次发现全程血尿，膀胱癌复发，大夫的意见是立即住院。但接踵而至的第二次“批周”会，使大夫们只能望病兴叹。二次“批周”后，肿瘤迅速增长，每天的出血量由几十毫升到了二百多毫升，周恩来终于告别了西花厅，住进305医院，直到去世。
两次“批周”，章含之都是近距离的亲历者。别说是大红门内的历史，就是在共和国的历史画卷上，这两次“批周”都可算得上是浓重的一笔。我们多么希望在章的书中能看到这段历史的真相，遗憾的是，惊心动魄的政治风云被凄美、哀艳的浪漫故事掩映得面目全非。
第一次“批周”源于外交部《新情况》上的一篇文章。周恩来第一时间看到了该文，十分赞赏。可当有人把文章拿给毛泽东看时，毛却勃然大怒。7月4日，周去玉泉山治疗，毛召见王洪文和张春桥，说：“你们两位是负责（十大）政治报告和党章的，今天我请你们来谈几件事。”于是海阔天空地讲了一席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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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言诚 《大红门内的历史画卷》
当今历史研究碎片化之危险，就在于它会把研究者有限的精力和能力消耗在无数与历史发展主线无关，因而也与今人关心的种种问题无关的琐碎史事之中。历史研究不是不可以细化和微观化，问题是历史学者首先应该是一个知识分子，有一颗“社会的良心”，即他首先应该有现实关怀，有大的问题意识，历史细节和微观的研究理当有助于解答这种大问题，有助于今人理解今日如何来和明日当如何行。
——杨奎松 《历史研究中的人性取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