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研究政治心理学？<br>为什么人们根据他们在政治生活中的行为方式来采取行动？什么引起了在波斯尼亚、卢旺达 或者北爱尔兰这样的冲突？种族主义不可避免吗？为什么总统们做出他们所做出的决策？为什么“9•11”会发生？这些以及许多其它有关政治的问题对于我们所有人具有极大的利害关系，不管我们直接受到了影响，或者仅仅是新闻的见证者。非常多的政治行为似乎不能够被解释，并且以后见之明来考虑，似乎也难以理解：人们发动了战争，最终却被认为无意义和无效果，比如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或者越南战争；人们许多年来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内战却在他们中间爆发了，于是他们彼此之间采取了骇人听闻的野蛮暴力行为，就像在前南斯拉夫、利比里亚或者塞拉利昂；群体所犯下的恐怖主义行为每年要杀死无数无辜的平民；一个绯闻缠身的总统即使充分地了解那些寻找更多丑闻的人怎样在监视着他，也难以抗拒婚外情所带来的致命诱惑。除非我们理解了决定犯下这些行为的人们的思想与情感，否则，我们就不能充分地理解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然而，对卷入政治活动中的人们的心理状态（人格、思维过程、情绪和动机）进行探索，就为理解这种活动提供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和必不可少的基础。<br>这是一本关于政治行为心理学的书。在随后的章节中，我们将探索许多心理模式，它们影响着个人在政治中如何行动。在开端，我们要挑战的一个传统理念是：在政治中，人们根据对于自我利益的理性追求而采取行动。这个关于理性的论点立足于政治学中常见的一套假设之上，但是，它忽视了心理学家所做出的许多研究。许多人假定，心理学是常识（common sense），因为他们相信，行为是理性的，并可以预见。但是，心理学家几十年的研究揭示，行为绝不是常识。尽管心理学家承认，许多人类行为并不总是理性的，但是，人类作为社会认知者，采取行动时常常根据的信仰是，（他们自己的或者他人的）行为是相当理性的。这种期待行为是理性的动机立足于两种基本需要。首先，人们需要搞清楚——理解——他们的世界。其次，人们需要预知他们自己和他人行为的可能结果。由于在一定程度上行为被认为是理性的，这两种需要就变得更容易满足了。<br>对作为政治行动者的人类更为准确的一种描绘是：它承认，人们在人格特性、价值、信念（beliefs）和群体归属（attachments to groups）的驱动或者推动下而采取行动。人们是不完善的信息处理者（information processors）；他们拼命地努力，以理解这个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复杂世界。人们在决定如何行动时，使用符合逻辑的但却常常不 完善的对于他人的认知；并且他们常常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的原因。人们常常做的事情似乎违背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价值和信念。然而，我们通过对于政治心理学复杂性的理解，可以解释似乎非理性的行为。几个例证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一点搞清楚。有些例子并不是罕见的。<br>一种常见的观点是，人们根据自我利益进行投票：位于更高收入层次上的人们会为共和党而投票，而那些位于较低收入层次上的人们会为民主党而投票。然而，这本书的作者们为同一个候选人和政党而投票，尽管事实是，他们的收入与个人环境相当不同。那么，一些人是理性的而另一些人不是理性的，或者我们共享某些价值与信念，而我们将其置于自我经济利益之上？另一个假定是，人们充分地意识到了他们的信念与态度，并且根据它们采取行动，行为举止所采取的方式是让价值最小化。但是，下述例子表明，我们采取行动的方式常常违背我们的信念与价值。<br>我们的一个朋友正坐在一个拥挤的购物中心的凳子上，这时候，他听到了身后奔跑的脚步声。转过身子，他看到了两个黑人正被一个白人警卫所追赶。第一个奔跑者从他身边一闪而过。但是，他跳起来，及时地抓住了第二个奔跑者，制服了他。这个气喘吁吁的黑人躺在地上愤怒地宣告，他是店主。这时候，小偷逃脱了。我们的朋友是一个白人，将自己的生命致力于帮助被压迫者，这时候却困窘起来。(Fiske & Taylor, 1991:245)<br>在这里，社会刻板印象（social stereotypes）的力量不知不觉地深深地潜入到了朋友的头脑中，尽管他公开的、无疑深刻持有的价值反对这样的刻板印象。这是一个心理学家称作的社会类型化（social categorization）发挥作用的例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无意识地把他人归类于某些群体之中。表面上，将人们归类于某些群体的行为似乎是合乎逻辑的和合理的。然而，危险在于，根据人们或许并不拥有的特性把他们归类于某些群体所带来的后果。（在这本书中，我们将会把大量的关注给予社会类型化过程。）在上文的例子中，这种过程几乎不会造成伤害。但是，同一个过程可能会发生在社会层面上，它就会产生可怕的暴力行为。种族歧视（Racial discrimination）、波斯尼亚的族群清洗（ethnic cleansing）和卢旺达的族群屠杀部分上都是刻板印象的结果。它们是传统的政治学解释无法理解的政治行动，然而，它们是人类社会中一些最为重要和有害的行为形式。<br>考虑一下下面的描述：<br>军队决定摧毁游击队的基层支持。第二天，来自圣克鲁斯德尔基切（Santa Cruz del Quiché）的一队一百名士兵开进了内瓦赫（Nebaj），组建了一个军事警察特遣队。在几天之内，城市重要的公民开始失踪。后来，他们的尸体被发现受到了摧残，并且被挂在城市广场的柱子上。(Perera, 1993: 71)<br>现在，考虑这个例子：<br>朱丽叶的家庭是富裕的图西族人。头天晚上，他们呆在自己的房子里。第二天晚上，也就是星期四，当民兵来搜查他们的时候，他们逃走了，并且藏在一个香蕉种植园里。星期五，他们逃到了她的叔叔作为管理者的学校。两天以后，这个家庭决定到比利时联合国士兵所在的地方，寻求他们的庇护。但是，在一天前，11个比利时士兵靠着墙根被排列起来枪毙掉了，所以，所有其他的士兵都离开了。然后，朱丽叶的家庭去了一个运动场，有其他成千上万的人在此避难。但是，在那里，联攻派（Interahamwe）（民兵）抓住了他们，命令他们到另一个地方，一片开阔的土地。在那里，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被包围起来。联攻派告诉所有的胡图族人离开；然后，他们告诉剩下的所有人坐下来，就冲这些人扔手榴弹。当第二天早上朱丽叶清醒过来的时候，她发现她的母亲与兄弟都死了。她的父亲也死了，他的尸体还被砍成碎片。(Bone, 1999;1)<br>这两个故事描述了由政治所激发的真实生活中的两桩暴行案例，是在“战争”期间所犯下的；如果不理解犯罪心理学，就不能对它们加以解释。通过使用一把砍刀把一个人剁成碎片，什么样的客观的自我利益得到了满足？如果他或者她的死可以满足某个人的利益，为什么不快速地实行杀戮，并且做到干净决绝？这些是真实的故事，第一个来自1980年代的危地马拉，第二个来自于大约10年后的卢旺达。这是两个非常不同的地方，这些行为发生在不同的时间。然而，由于这些残酷的暴力行为都是由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发动的，所以，这两个国家所遭遇的经历是非常相似的。在许多其它国家的人们那里，也有相似的故事可以谈论。政治心理学有助于解释沿着这样一种连续统一体的政治行为：从日常政治行为，比如投票，到非常极端的行为类型，比如大众恐怖与暴力。<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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