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重要的是，党的“吸纳”政策存在着无法调和的内在冲突。如亨廷顿所言，“现代化在使一党制的领袖们忧于扩大和组织政治参与的同时，却大大增加了试图参与政治的集团的数量，并使它们日益多样化。如果党的领袖试图把这些新集团吸收到这个唯一存在政党的组织架构中来，他们确能获兼容并蓄之效，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削弱党的团结、纪律和热情。如果拒新集团于党的大门之外，他们当然能维护党的内聚力，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危及党对政治参与的垄断权，并诱发以推翻现存体制为目标的紊乱和暴力政治行为。”②沿着亨廷顿的思路，狄忠蒲指出，“吸纳”政策带来的最大挑战是党如何保持自身的认同：党如何能够在吸纳商人和企业家的同时，继续宣称自己是工农兵利益的代表呢？党如何能够在促进经济现代化的同时，保持对合法政治组织的垄断权以及对社会的动员能力呢？③何必也认为，党的“吸纳”政策要取得成功，就必须在培育新的社会基础与保持原先的社会基础之间保持平衡。“只要党能为工人和农民提供进入精英阶层的机会，党就仍旧可以保持其合法性基础。但是如果对新社会精英的吸纳意味着对工农阶层关上大门的话，那么党的合法性基础将迅速流失。”④
市场经济所引发的经济和社会变迁，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强大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各项适应性改革，不仅使其得以保持自身的执政地位，而且造就了一个多元社会与一元政治并存的局面，后者构成了海外学者面临的“中国谜题”的核心。无论是党的制度化努力，还是对新精英的吸纳，都表明党拥有适应社会经济环境变化的调整能力和制度空间。这就使得海外学者继续“坚守”列宁主义理论的假定变得更为困难。一方面，党的自我调整以及多元社会与一元政治并存局面的出现，使得他们不得不承认党的适应性努力对于推动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的现实意义，尽管这多少超出了列宁主义理论的想象范围；另一方面，他们又坚持党的列宁主义内核的基本假定。在他们看来，无论党进行了怎样的适应性努力，党的“列宁主义内核”并未发生任何改变，即它仍旧是一个以主导和控制社会为根本目的的政党，而在列宁主义理论看来，党的控制导向是无法与一个拥有充分自主性的现代社会共存的。如是，则海外学者对于党的适应性努力的不同看法实则并无太大分歧。“乐观派”怀抱的是一种“期盼”的态度，希冀现有的适应性努力能够最终改变党的列宁主义性质；“悲观派”怀抱的则是“怀疑”态度，认定现有的适应性努力无法解决列宁主义政党内在的脆弱性问题。二者都将中国共产党视为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后者本质上是一个脆弱、缺乏适应性以及需要“被改变的”政治组织。因此，在“坚守”列宁主义理论的基本假定上，二者的态度是一致的。
第四节小结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经济领域中最大的变量就是市场化经济改革的推行。因此，本章的讨论主要围绕海外学者有关市场化经济改革与中国共产党的转型问题而展开。
本章的第一部分主要分析列宁主义政党的脆弱性问题。在列宁主义理论看来，列宁主义政党本质上是一个脆弱的政治组织，这不仅体现在其脆弱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上，也体现为它有限的适应能力。一方面，对组织成员“超个人化”要求的不可持续性，使得基于组织整体性之上的政治合法性十分脆弱；另一方面，适应能力的缺乏又使得列宁主义政党难以应对社会环境的变化。因而，在列宁主义理论看来，列宁主义政党是一种具有内在缺陷的、无法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政治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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