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李达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和日军的追捕下，受尽了国破家亡、颠沛流离之苦，但始终坚持为党工作，保持革命气节，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述和宣传。
1938年2月，原北平大学法商学院院长白鹏飞就任广西大学校长，李达才再次被聘到该校任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给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社会学。1938年冬，冯玉祥路过桂林，邀李达同去重庆，为冯玉祥主持研究室，并为他及其研究室人员讲辩证逻辑。李达同在冯玉祥研究室工作的共产党员赖亚力一道推动冯玉祥同共产党合作。1939年9月，李达离开重庆，并留有长信给冯玉祥，劝他退出国民党，专事抗日民主运动，还提出许多宝贵的建议。当李达返回广西时，他在广西大学的教授职务已被解聘。
1940年春，李达因失业，被迫回到故乡，与石曼华（第二任夫人）结为终身伴侣。由于他长期进行进步活动，抗战中期以后，长期困居家乡并受到国民党当局的监视。1944年8月，零陵沦陷，日军追捕，他同妻子石曼华背井离乡，逃往道县瑶山避难。途中遭土匪抢劫，粮食、衣物、被褥均被洗劫一空。他们一家住在破庙里，吃野菜，东躲西藏达一年之久，几乎受饿冻而死。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李达回到家乡。他同所有善良的中国人一样，满以为颠沛流离的生活从此可以终结。哪知，短暂的和平、民主，很快被蒋介石国民党的独裁、内战所破坏。李达本人仍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毫无行动自由。1947年初，李达经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协助，由友人李祖荫介绍到湖南大学任教。国民党特务机关通过学校当局对他规定“三不准”：不准参加政治活动，不准发表演讲，不准在家里接待学生，并把他列入黑名单的第一名，作为可以随时逮捕的对象。湖大当局还故意刁难，不许他讲经济学和社会学，却“封”他个法律系教授，让他讲授还不太擅长的法理学，企图以阻止他宣传马克思主义。但是，李达以自己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渊博的知识，超凡的精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在很短时间内就写成了《法理学大纲》这一马克思主义法学著作，把国民党的如意算盘砸得粉碎，充分地利用湖大合法讲坛，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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