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一个理论是不是正确，决不是一个纯理论的问题，在认识层面上这个问题是得不到解决的，必须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看是否与客观实际相一致。我党成立初期，针对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看似满腹马列，却极端鄙视本国实践经验和传统文化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在1938年9月29日至11月19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做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报告，首次在党内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要命题，大声疾呼：“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里所谓“中国的特点”，与“国情”是同义语，既是指中国社会的现实特点，又是指中国历史文化的特点，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方面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另一方面需要最大限度地吸取传统哲学文化之菁华，披沙淘金，化腐朽为神奇，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日益中国化、民族化，并对传统哲学的范畴和命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使之带有时代气息，具有现代的内容，实现革命性变革。毛泽东在《实践论》和《反对本本主义》等文章中，揭示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认识根源，即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相脱离，主张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知和行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形势和任务，需要不同的理论；也就是说，认识或理论要随着客观实际的变化而变化，要不断结合新的实际对理论进行再创造。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理论飞跃，正是这种理论再创造的积极成果，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成功。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与群众观点是相一致的，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而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路线，与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前者是后者的哲学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直接运用。理论创新的主体包括政党、政党领袖、人民群众、个人、社会等，理论创新绝不仅仅是理论家书斋里的工作，它必须面向社会、面向群众、面向生活、面向实际，群众的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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