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在国家计委燃动局、综合局任组长，国家计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计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任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

　　我受吕东、宝华同志委托，代表国家经委来参加这次“桑塔纳”国产化会议，并且向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表示热烈的祝贺！ 这次会议是由中汽联和上海市政府，在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和深入细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联合召开的。
　　上海市江泽民市长，黄菊、李肇基副市长亲自抓这个工作，使我们能够顺利召开这样一次周密准备的会议。我们要特别指出，“桑塔纳”国产化工作是在国务院领导同志的直接关怀下进行的，特别是今年以来，国务院领导同志多次过问，中央各部委也很支持。我想，有中央和各部委的支持，上海的同志又激发起了干劲，这个工作是一定会成功的。
　　下面讲几个问题： 一、“桑塔纳”轿车国产化的意义。
　　从一般意义上讲，“桑塔纳”国产化工作，是引进技术消化吸收最重要的项目之一。从1983年开始，根据国务院的部署，我们引进了1．6万项关键技术和设备，花了100多亿美元，其中，国家经委用37亿美元引进了3900项，改变了一批企业的技术面貌，对于繁荣国内市场、增加出口，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些项目还没有完全发挥作用，只有60％投产，明年是投产的高峰，后年才能充分发挥效益。这次引进技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还没有消化吸收和国产化，有的引进了技术、进口了设备，但缺少原材料和配套技术，因此很难发挥效益。要真正发挥效益，就要抓好消化吸收工作。
　　从1985年起，国家经委的工作重点开始转向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今年8月，国家经委在大连召开了全国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和国产化工作会议，制定了五条优惠政策，已经国务院批准以国发［1987］99号文件L2J转发了。会上根据引进技术的状况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确定了“三百条龙”的安排。第一批的“一百五十条龙”已经下达，第二批的“一百五十条龙”正在积极准备。我们相信，如果这“三百条龙 ”三年内实现了国产化，我们的企业面貌就会大大改观，企业的技术水平就会真正上一个台阶。“三百条龙”中，有的一条龙就有好几十、几百个项目。目前最大的项目是彩电，三年内要实现国产化。我国现在每年进口彩电散件6亿美元，随着引进技术项目的投产和生产规模的扩大，每年可以节省外汇不止6亿美元。
　　轿车的国产化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项目，现在每年我们得花几亿美元来进口轿车及散件，如果不加快国产化，这种进口有扩大的趋势。所以，“桑塔纳”国产化是“三百条龙”中非常重要的一条。明年要贯彻稳定国民经济的方针，财政、信贷要收紧，投资规模要压缩，投资结构要调整，新的项目不能上。在这种情况下，搞国产化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国务院支持我们的国产化工作，在紧缩财政、信贷的情况下还是允许我们上一点新项目。最近国家经委加强充实了中国新技术开发公司，调入了十几个局长，给这个公司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三百条龙”和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这次他们都到会了，就是要和上海市、中汽联，在银行、财政部门的支持下，把国产化搞上去。
　　从中国轿车工业发展形势和需要来看，以“桑塔纳”国产化为基础来建立中国轿车工业的零部件生产体系是当务之急。今年8月12日，国务院在北戴河召开会议，决定要发展中国的轿车工业，成立了振兴汽车工业协调小组，姚依林同志担任组长。中国汽车工业是有很大发展前途的。在载重汽车方面，中型汽车满足有余；“缺重少轻”的情况也在逐步改善，我们已经引进了“斯太尔”技术和其他重型汽车，发展起来是可以满足国内需要的；轻型的和微型的卡车也发展得很快。最缺的是轿车，轿车现在是靠吃老本。
　　1984年、1985年进口汽车有些失控，1985年一季度以后加强了控制，国务院改变了审批办法，凡是进口汽车须集中报国务院审批。今年6月，李鹏、启立同志嘱咐甘子玉同志和我起草一个停止进口小轿车的通知，这样进口小轿车停止了，国产的又没有，怎么办？日子现在还能混两年，因为我们前些年进口了许多小轿车，但是对我的压力越来越大。我主管这个工作，许多部门来问我要小轿车，说北京吉普速度慢，上海 “桑塔纳”标准低、数量不够，要求进口量很大。国务院领导同志已经意识到，需要大力发展国产小轿车。现在看来，发展轿车已成为振兴我国汽车工业的一个重要方面。
　　上海“桑塔纳”轿车国产化工作的意义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引进技术需要消化吸收，第二个是发展轿车工业特别是建立零部件生产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发展轿车工业应建立在我们自己生产的零部件基础上，不能靠散件组装，因为我们花不起外汇。这不是上海一地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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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桑塔纳”轿车国产化搞上去
（1987年12月24日）
把解决市民副食品供应作为工作的突破口
（1988年2月10日）
关于利用外资和发展外贸的意见
（1988年2月12日）
转变思想观念，上海就大有希望
（1988年2月27日）
搞活上海金融，支持经济振兴
（1988年3月2日）
加快实现大规模集成电路国产化
（1988年3月11日）
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抓好经济工作
（1988年3月21日）
在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1988年4月25日）
以改革和求实精神抓好副食品生产供应工作
（1988年5月3日）
外经贸系统是上海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先锋队
（1988年5月4日）
在上海市政府第一次常务会议上的讲话
（1988年5月10日）
发挥科技优势，打好重点工业项目会战
（1988年5月11日）
成立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的几项原则
（1988年5月12日）
关于权力下放的几点意见
（1988年6月3日）
在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成立新闻发布会上的答问
（1988年6月10日）
会见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时的谈话
（1988年6月14日）
市政府研究室要成为市长的智囊
（1988年6月15日）
在复旦大学的讲话
（1988年6月27日）
对全市局级以上干部的三点要求
（1988年6月28日）
接受香港《英文虎报》记者辛格莱采访时的谈话
（1988年6月29日）
让企业自己到市场中去游泳
（1988年7月11日）
会见联邦德国经济合作部国务秘书冷格尔时的谈话
（1988年7月11日）
开展优质服务，改善投资环境
（1988年7月18日）
对浦东开发的几点具体意见
（1988年7月23日）
引入竞争，放开经营，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
（1988年7月25日）
必须解决上海的脏乱问题
（1988年7月28日）
对领导批办事项要一抓到底
（1988年7月31日）
在三次市委常委民主生活会上的发言
（1988年8月6日、1989年12月20日、1990年8月24日）
要大胆利用外资
（1988年8月10日）
促进科技和生产紧密结合
（1988年8月12日）
奖金要起到奖勤罚懒的作用
（1988年8月13日）
法制工作要讲求实效
（1988年8月15日）
要牢记我们是人民公仆
（1988年8月16日）
信访工作是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方式
（1988年8月17日）
下定决心把出租车整顿好
（1988年8月19日）
会见香港仲量行董事梁振英时的谈话
（1988年8月31日）
接受日本驻沪记者联合采访时的谈话
（1988年10月21日）
会见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伯基等人时的谈话
（1988年10月21日）
会见联邦德国专家格里希时的谈话
（1988年11月29日）
质量是上海的生命
（1988年12月1日）
对几个经济热点问题的说明
（1988年12月30日）
一九八九年要重点研究和抓好的工作
（1989年1月4日）
取消“小金库”
（1989年1月21日）
给上海教育工会的信
（1989年1月31日）
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稳定发展
（1989年2月18日）
怎样稳定市场
（1989年2月20日）
在上海市监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89年2月20日）
上海产业结构调整要冲出新路
（1989年3月14日）
下决心整治市内道路交通
（1989年4月14日）
开展“双增双节”，稳定上海经济
（1989年5月19日）
稳定上海，稳定大局
（1989年5月22日）
组织起来，维护上海稳定
（1989年6月5日、6日、7日）
上海不能乱
（1989年6月8日）
进一步巩固上海的稳定
（1989年6月13日）
社会主义企业家必备的基本素质
（1989年7月5日）
稳住经济，很重要的是稳住物价
（1989年7月10日）
清理公司是惩治腐败的重要措施
（1989年7月13日）
关于引进外资的几个问题
（1989年7月15日）
关于质量管理问题的批语
（1989年7月16日）
集中力量办好几件取信于民的事
（1989年7月22日）
下决心整治黄浦江上游水源污染
（1989年7月26日）
领导干部不能脱离群众
（1989年8月7日）
企业技术改造要走新路
（1989年8月11日）
纪检干部要敢于碰硬
（1989年8月17日）
农村干部廉政建设的五件实事
（1989年9月5日）
把困难讲清楚，把劲鼓起来
（1989年9月18日）
关于上海工业三年调整和长远发展的一些意见
（1989年9月27日）
借鉴外国经验，加速发展外向型经济
（1989年10月9日）
振兴和发展上海的文艺事业
（1989年10月14日）
上海的机电产品出口是极有前途的
（1989年lO月23日）
克服困难，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
（1989年10月26日）
开发浦东是上海的希望
（1989年10月26日）
坚决落实治理整顿的各项措施
（1989年11月14日）
关于上海金融业发展和开放问题
（1989年12月2日）
新闻宣传要实事求是
（1990年1月12日）
向杨尚昆同志汇报时的发言
（1990年2月2日）
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
（征求意见稿）》的几点意见
（1990年2月26日）
向乔石同志汇报时的发言
（1990年2月26日）
为上海人民办三件实事
（1990年3月3日）
会见香港仲量行董事梁振英时的谈话
（1990年3月14日）
向姚依林同志汇报浦东开发问题
（1990年3月29日，4月2日、7日）
会见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库莱希等人时的谈话
（1990年4月8日）
市委今年的工作重点是抓党风和廉政建设
（1990年5月5日）
在上海市海外交流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1990年5月11日）
做好城市规划工作
（1990年5月16日）
“双增双节”工作要扎实、敢管、真干
（1990年5月24日）
在上海市计划委员会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1990年6月1日）
上海要进一步向世界开放
（1990年6月12日）
访问香港、新加坡引起的一些思考
（1990年7月4日）
关于访问美国的情况
（1990年8月25日）
关于浦东开发开放政策答记者问
（1990年9月10日）
给上海市环卫工人的信
（1990年lO月9日）
搞好浦东新区的规划设计
（1990年lO月15日）
会见世界银行副行长阿蒂拉·卡劳斯曼诺古时的谈话
（1990年10月31日）
谈上海市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
（1990年11月3日）
一定要保护好崇明这块净土
（1990年11月6日）
重视和做好信息工作
（1990年11月28日）
对发展证券市场的几点意见
（1990年12月21日）
十年内基本解决上海人民的住房问题
（1991年1月3日）
让国营企业走出困境
（1991年1月11日）
关于上海旧城区改造的几点意见
（1991年1月18日至2月26日）
在中共上海市纪委全体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91年1月24日）
不克服官僚主义，上海没有前途
（1991年1月31日）
关于做好干部工作的四点意见
（1991年3月9日）
改革开放是上海发展的动力
（1991年3月13日、15日）
开创街道工作新局面
（1991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