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翻的第一座大雪山是夹金山。仅仅翻越一次就十分困难，很多红军战士长眠在雪山深谷。而一位藏族老红军竟然翻越了12次，创造了长征途中的奇迹。这位令人尊敬的老红军就是胡宗林。
与妇女团并肩战斗1935年5月22日，红四方面军9军的一部从茂县附近西渡岷江，分别向理番（现改名为理县）、黑水前进。30日，进占理番县城薛城。31日，占领杂谷垴。6月3日，先头部队进抵理番通往懋功的要地猛固。从此，胡宗林的命运也跟着改变。
我是四川阿坝理番人，出生于1920年。我的父亲是一位普普通通的藏族农民，他一辈子受苦受穷，去世得早，我没有见过我的生身父亲。后来母亲改嫁了，继父是汉人，叫胡德昌。
红军到理番县不久，就开始招兵，他们叫“扩兵”、“扩红”。
我对红军的了解多了，也有了感情，就想当红军。当时我也不懂什么革命道理，只认准了一个理：当了红军，再不用伺候人，再不会挨打挨骂，也不会饿肚子，还有大米饭吃。
我加入了红四方面军31军，被分配到学兵连。学兵连，培训的时间长一些，作为干部来培养。
有一次，整个连队被调去参加攻打杂谷垴喇嘛寺的战斗。杂谷垴喇嘛寺是我们地区最大的一座寺院，平时有几百个喇嘛。红军到理番县之前，国民党的特务分子也潜入寺院，挑动喇嘛与红军作对，被红军打垮、打败的国民党散兵败将，也跑到寺院。此外还有当地的屯兵和土匪，都汇聚在寺院，提出所谓“武装保卫寺院”的口号反对红军。
6月18日，总部命令妇女团担任进攻杂谷垴喇嘛寺的任务。
同时命令我们学兵连参加战斗，要求我们在19日上午务必赶到。
我们提前一天，于18日上午赶到。
我们到达时，战斗已经打响。妇女团有三个连投入战斗，从三面向寺院发起猛烈进攻，还有总部炮兵的炮火支援。枪一响，国民党散兵败将和特务分子早就跑得不知去向，喇嘛和屯兵乱作一团，红军从三个方向冲进寺院，打死打伤数十人。战斗很快就结束了。
上级命令我们学兵连协助妇女团打扫战场，帮她们烧水做饭，抬担架。这次战斗，红军的损失很小，只有几个伤员，没有一个同志牺牲。我们看到妇女团的战士们，穿着整齐的军装，戴着八角帽，扛的全是德国造的马枪，口径都很新，一人一支枪，一把大刀，威风凛凛，神气得很。我们都非常羡慕。
第一次翻越夹金山不觉得难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懋功会师后，中央在懋功的两河口召开会议，制定了北上抗日的方针。
我们离开家乡，跟随四方面军总部，第一次翻越夹金山，向阿坝挺进。开始进军时，又把我派到先遣队的收容队，负责收容前面兄弟部队留下的伤病员和掉队的战士。
当时我年纪轻，身体好，从小受过苦，翻山时也没有觉得太苦、太难。
我牵着我的建昌马，把高原反应严重、走不动路的战士驮上，送过山去，然后又翻过山来，接别的同志。有时帮女同志和体弱的同志驮背包和粮袋，让他们徒步行军。
这样，几万大军，走了将近十天，光我们31军l万多人，就走了四五天。这些日子，我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因为是一段一段送病号、驮背包，送一段又返回来，所以只算过一次。因为我表现好，第一次过夹金山，就受到地方部和收容队领导的表扬。
过了大雪山，就往若尔盖大草原走。
水草地很难走，一天也走不了多远。早上出发时，往前看，可以看到前面在冒烟，我们知道，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回头望，可以看到远处还在冒烟，那是我们昨天的宿营地。我们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艰难地往前走。每天宿营的地点，都是先头部队事先侦察好、安排好了的，选在比较干燥的地方，插上红旗，作为标志。最后一支部队路过后，就把红旗拔掉，说明部队已经全部走过了。
走了几天，我们到了葛曲河边，接到上级命令，停止前进，就地休整。两天后，突然接到上级命令，部队不北上，要南下，往回走。这时我们才明白为什么到了葛曲河边，命令我们“停止前进，就地休整”。
懋功会师后，一方面军只有1万多人，而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加上地方武装等人员，有10万多人。面对这种情况，张国焘认为四方面军人多势众，突然下命令，要四方面军南下。张国焘提出“打到成都过年”，“想吃大米，就要南下”等口号。他公开反对中央北上的正确方针，说：“红军北上，不拖死，也得冻死、饿死。”当时，有的部队已经进入草原纵深地带，到达麦洼；有的部队快走出草地，到甘肃边境。我只走到半路。这是第一次过草地。张国焘一声令下，几万大军，又折回来，往阿坝走，这算第二次过草地。打了一个来回，损失很大。
四方面军里四川人很多，由于水草地实在是太艰苦，太难走，一听说不走水草地，要往回走，要到“成都吃大米”，大多数人都非常高兴，后卫变前卫，争先恐后往回走。有的同志说，我再也不到这个鬼地方，撒尿也不朝这个方向撒。我们收容队也成了先遣队，一些伤病员走得比一般人还要快。
这年10月，部队又回到了理番地区，红3l军也回到我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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