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对中国社会转型期腐败危害性的研究。从国内学界的相关成果来看，学者们普遍认为转型期腐败所带来的危害性集中体现为危害经济建设、危害党风和社会风气、破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危及国家政权稳定。另外，有些学者还从某些特定方面探讨了腐败的危害性，如从权力规范行使的维度，杨永华认为腐败直接妨碍了公共权力的正常运行（《中国共产党廉政法制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李福安从共同富裕的维度强调各种腐败大大加剧了我国经济转型中的贫富两极分化（“我国经济转型中的两极分化与反腐败”，《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李旭东等人着重从党的建设方面探讨了腐败的危害性，指出腐败严重腐蚀着党的肌体，毒害了党群关系，降低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朱晓华等人则从政治参与的可持续维度阐述了腐败的危害性，认为腐败严重影响了人口、资源、环境三大要素之间的合理配置，相应地导致了公众参与的不可持续性（“我国社会转型期的腐败对可持续发展的危害”，《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0年第10卷），等等。
四是对中国社会转型期如何预防、遏制腐败的研究。在反腐败的对策方面，综合国内学者的成果，基本上表现为加强思想教育、深化体制改革、健全监督机制、完善法律制度、严格党的建设、借鉴他国经验、密切国际合作等方面。另外，一些学者对目前反腐败急需解决的重点难题、障碍也进行了探讨。如何增科认为根本还在于发挥制度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功能（《反腐新路——转型期中国腐败问题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杨晋川强调转型期要取得反腐败的成功，必须要首先回答和解决反腐败的性质问题（“论我国现阶段反腐败斗争的性质”，《马克思主义研究》，1996年第6期）；汤月明强调要破解反腐败过程中所存在的诸如信心不足、顾虑重重、消极应付等思想障碍（“当前影响反腐败斗争的思想障碍及对策”，《南京理工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等等。从上述目前国内学界关于中国社会转型期腐败现象及反腐败对策的研究成果来看，他们一般能够密切联系中国当前社会转型的特征来分析和阐述问题，同时对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也能采取辩证理性的态度。他们的研究成果乃至研究思路既有助于我们深化认识当前社会转型期腐败的危害性，也为进一步深入探讨当前反腐败的有效路径提供了有益启示。但总体来看他们在研究转型期腐败滋生的原因时又更多地采取了定性和静态化的方法，即过于笼统地将社会转型期新因素的不完善和旧因素的残余视为腐败滋生的原因，而没有给予具体动态的分析，从而一定程度影响了所提反腐建议的现实针对性。毕竟转型期政治生态环境本身处于一个动态化的状态，在从1978年到目前的三十多年体制转型中新旧因素都经历了一个彼此消长的变化过程，同样党的权力运行体系也根据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进行了适时具体化的调整。这些就要求我们对诱发腐败的因素乃至权力运行体系本身调适过程的得失等方面，务必根据这三十多年不同阶段的具体情况进行一个定量和动态化的分析，以真正把握好诸如政治生态环境中诱发腐败的真实性和主导性因素是哪些，以及党的权力运行体系经过三十多年的调适还有哪些不足等“脉”，从而为彻底预防和遏制新形势的腐败现象和行为开列出正确的“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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