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因此成为良好的制度：在《爱弥尔》中，应当由家庭教师来教育儿童，从而使他摆脱坏的社会；在《关于波兰政体的思考》中，应当让儿童进入学校，从而使他热爱祖国。
[46]作为一切立法的引论，这些论述有两种功能。它们构成大厦的拱顶石：全部波兰宪法都应当以它们为基础。但它们同样指出了在所有改革都因为外国入侵而不可能实行的情况下，波兰人还能做的事情：“你们可能不能阻止他们（你们的邻居）吞并你们，但至少阻止他们把你们消化掉。”①把犹太人作为波兰的榜样，提醒他们没有国家（Etat）祖国（patrie）依然可以幸存，没有城市（ville）城邦依然能够维系，②即使他们的国家将被侵略分割，波兰人仍然可以保持共同的精神。
5无政府状态和“自由否决权”
为了使构成立法拱顶石的民情能成功地维护整个大厦，应当对波兰宪法进行某些改革，治疗该宪法导致的无政府状态。对于大多数十八世纪的观察家来说，无政府状态应当归咎于议会立法机制的复杂和这些机制导致的无休无止的空洞辩论、自由否决权的荒谬、国王选举所导致的国家组织的混乱、反叛和抵抗的权利。但是，卢梭指出，如果为了纠治波兰宪法，用英格兰式的上议院取代议会和领地议会，实行王位世袭制，取消自由否决权、反叛和抵抗的权利，这样人们可以有效地消除无政府状态，但也将因此摧毁一切政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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