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行政科学评论（Volume 78 Number 3 September 2012）》主要分析了欧盟委员会行政管理改革与转型过程中的成效和问题，重点围绕欧盟委员会的政治化和去政治化现象进行深入剖析。探讨了包括欧盟委员的任命程序，欧盟全委会的构成，欧盟委员职业生涯的实现途径、对待他国同事和各成员国政府等方面的政治化，以及欧盟委员会管理机构的去政治化特征：同时还分析了欧盟委员会中官僚机构的形成及其影响力的局限。
　　《国际行政科学评论（Volume 78 Number 3 September 2012）》其他文章分别探讨了芬兰不同年龄组的公民对伦理问题认识的异同，英国政府的廉正管理，英国医疗体系的公共管理改革，美国联邦官僚机构改革中的价值观结构，香港地区政府资助型社会服务类非营利组织的新公共管理改革，以及坦桑尼亚各部门在艾滋病防控工作方面的协调机制。

　　在舒伊特（Schuyt，2010：785）关于“布莱尔政府的福利体系范式（第三条道路）”的讨论中，他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将其概括为一种“文化转型”，“将私人的努力整合到公共领域中”。新公共管理改革可以理解为过去几十年来实现这一整合的一种主要的制度化机制。
　　一方面，国际经验似乎都表明：新公共管理改革不过是以牺牲非营利组织的自主权为代价，换来政府管理权的增强（Ascoliand Ranci，2002；Gronbjergand Salamon，2002）。特别是在服务的购买者和提供者之间的古老的信任和互惠关系被更加正式的合约关系所取代时，作为服务购买方的政府能够单方面决定资源在非营利组织间的分配，协同治理的基础就遭到了破坏。另一方面，新公共管理改革——用阿斯科利和兰奇（Ascoliand Ranci，2002）的解释来看——是一个“有着很强的路径依赖型政策转型过程”。改革前政府与非营利部门间的关系组合与政治体制特点，都可能影响改革的作用和意义。德国的例子就能很好地说明市场化的影响具有明显的背景特点。在德国，一直以来政府与非营利部门之间就保持着社团关系。社会部门组织如合作社、共同体（互助保险公司），以及福利协会对福利体制有很大的影响力。按照“辅助性原则”的规定，由天主教来运行的福利协会享有特殊地位，是指定的社会和医疗服务的提供者，由政府提供大量资助（Bode，2003a）。博德（Bode，2003c）指出，随着新服务供应者（无信仰基础）涌现，福利协会的特权地位逐渐丧失，这与非营利组织的市场化改革有关。由于现在政府资助更多地以合同和绩效为基础，天主教福利协会感到更大的竞争压力了。其他社会组织，像共同体和合作社，也同样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市场化的影响。尽管如此，“国家文化”坚持传承“常模性遗产（normative legacy）”（Bode，2003c），也就是说，非营利组织理应作为公民社会的积极分子，去“挑战政府当局，提醒他们要对社会福利负有责任”（Bode，2003b）。
　　后续的分析将说明，对香港非营利组织进行新公共管理改革，也与资源约束情境下社会关怀需求的增长有关。但是香港福利政治的重建与西方存在差别。在西方，制度化福利国家面临的问题是持久的财政紧缩，而香港地区政府面临的难题是：持续增长的社会关怀需求要求建立起制度化的福利体系，但香港政府却希望维持保守的公共财政政策。更重要的是，一些西方民主自由体制下的社会，有很强的政府与社会的权力共享传统，相比之下，香港在港英政府时代和特别行政区时代都一直是威权型政府。尽管历史上在旧福利政治的背景下形成了政府一社团治理体制（下文将做详细阐述），这一体制也允许一定程度的合作治理和社会参与，但是，新公共管理改革还是反映了特别行政区时代香港政府的意图，这个意图就是在新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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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欧盟委员会的行政管理改革与转型
欧盟委员会的政治化：行政官员选拔的民主管控与变化
欧盟委员会官僚机构中的政治化
政府机构中官僚中心的形成：来自欧盟委员会的教训
体面的公民身份、正义与信任是合法性之基石：芬兰代际间的紧张关系
英国廉正管理与公共服务精神的塑造：“百衲被”还是“破毛毯”？
英国医疗体系的公共管理改革及公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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