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心理 尽管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文莱这三个国家在文化上有诸多相似之处， 但根据各国国民的行为方式还是很容易找出差异的。 只要一提起马来西亚人(不考虑种族背景，只要出生在马来西亚)的共 性，就会不由自主地说到马来人与数量相当大的少数民族华人和印度人之 间的差异。马来人生活在农村，非常传统。华人生活在城市，属于资产阶 级，信誉度高，但如今正走下坡路。受新的财富和就业机会的吸引，越来 越多的马来人涌人城市。 印度人也是一个大民族，他们的宗教信仰和语言背景不同，因此社会 地位也不尽相同。少数受英式教育的印度人是精英分子，通常在马来西亚 的社会中起着重要作用，也有一些杰出的商人，但绝大多数印度人都是殖 民地时期契约劳动力的后代，如今他们仍然属于贫穷的劳动阶层。 尽管各民族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他们仍然能够融洽相处，一方 面是因为他们必须如此，而另一方面则可能是这种倦怠、宽容的民族精神 使然——一个气候温暖、土地肥沃的国度必然会培养出这样的精神。友善 和好客是这里留给游客的第一印象。 在马来西亚社会中的确存在种族纷争，但它仍不失为一个礼仪之邦， 国民非常注重行为准则。一位解说员告诉我们，“不当的行为经常会招致 责备甚至是白眼”。不久前，吉隆坡的警察公然进入夜总会将正在饮酒的 穆斯林赶出门外。闹得沸沸扬扬的妇女佩戴头巾问题也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 在马来人居住的农村，穆斯林文化更加鲜明，半岛的东部海岸尤为突 出。总的来说，与城市人相比，农村人的生活更加轻松，少了商业的束缚 和困扰。在马来西亚的婆罗洲，各民族和睦相处，到处是一派友好互助的 景象。丛林中的部落居住在各自的长屋中，这种公社式的生活方式着实令 人着迷。好客是本地居民的一大美德。 在随和的马来西亚人和快节奏的新加坡人之间，文化差异非常显著。 从一个过于简单的层面来说，这与华人在整个社会中所占的比例有关。人 们总是用“kiasu”一词来形容新加坡人。这个词来自福建话，字面意思是 “害怕失去”。Kiasu表现为一系列自私和进取的行为，即无论如何都不能 失败。新加坡人当真如此吗？我们不想妄下结论。新加坡人的确喜欢竞争 ，从不放弃讨价还价的机会。但他们也非常坦率、严肃。在游历了亚洲的 其他国家之后，你可能会发现这里真的与众不同。 在文莱，多数人都信奉伊斯兰教，从外貌上看，他们与马来人几乎没 什么两样，但生活方式却大相径庭——在这里看不到仍然存在于马来西亚 的贫穷。在政治上这个穆斯林君主制国家正在逐步发展民主政治，而在经 济上也在力求改变过分依赖石油的状况。关注文莱人对这些变化的反应一 定非常有趣。在面积不大的内陆地区的传统长屋，人们的生活方式与边界 临近的沙捞越毫无二致。 生活方式 在东南亚地区，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文莱三国的国民都过着比较舒适 的生活。其中，马来西亚人的月平均工资最低(大约相当于US$900，新加坡 US$11 300，文莱US$8760)，但这里的生活成本也相对较低。马来西亚的失 业率高于新加坡和文莱，而且还在继续上升，许多人都打算去邻国打工。 西化和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改变了这一地区的文化，但传统习俗和宗教 价值标准仍然根深蒂固。在这三个国家中，马来人是最虔诚的伊斯兰教信 徒，他们坚守着老辈的精神信仰和基于乡村的社会体系(adat，马来西亚传 统法律)。马来西亚传统法律的许多方面都融人了坎棚(Kampung，村庄)的 日常生活当中，事实上，这一体系也对城市居民产生了影响。 马来西亚传统法律源于印度教时期，甚至更早，它是一部习惯法，强 调集体而非个人责任，注重保持和谐。这种公社式的坎棚精神不容忽视— —许多来自吉隆坡或新加坡的城里人都对此充满了向往，愿意为此放弃富 足的西式生活方式。 村民的地位大体平等。人们根据财富、经验和对宗教的理解选出首领 。村庄的创始人就是村长(penghuIu或ketua Kampung)，而同一家族的其他 成员也将成为村长。村长通常是赴麦加朝圣过的哈吉。 穆斯林的宗教领袖伊玛目(imam)作为伊斯兰教知识的守护者和祈祷过 程中的领导者，在社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Pawang和bomoh都是宗教知 识的守护者，也是传统的组成部分。Pawang知识渊博、无所不能，不但通 晓收割、捕鱼、求雨，还知道举行什么样的仪式能够获得成功，以及如何 在必要的时候抚慰人的灵魂。Bornoh是精神治疗师，他们不仅对草药了如 指掌，还能和神灵取得联系，并控制它的力量。 在宗教激进主义和西方的理性主义的影响下，pawang和bomoh的影响已 经有所削弱，但仍然有人相信鬼魂、巫术以及信徒崇拜——尽管这些有悖 伊斯兰教的教义。许多传统的信仰和马来西亚传统法律已经适应了伊斯兰 教，而不是被其消灭。一些现象已经司空见惯，例如政客们在大选过程中 去拜访bomoh，请他出谋划策，并预见未来。 宗教习俗和迷信控制着华人的日常生活，从生(生辰八字必须丝毫不差 ，以备算命之用)到死(要举行多种仪式)，无一例外。这一地区的多数印度 人最早都来自南印度，因此南方，尤其是TamII Nadu，比较重要的习俗和 节日在这里最为流行。 这三个国家都不同程度地运用社会和经济政策来影响国民的生活。在 马来西亚，政府用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0llcy，简称NEP，见19页) 来提高马来人的地位——它只取得了部分成功。新加坡政府在20世纪70年 代和8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以防止人口增加过快)，结果矫枉过正，如今政 府不得不采取措施鼓励国民(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华人)生育。在文莱 ，苏丹已经将国家引向了宗教激进主义，采用了一种叫做Melayu Islam Beraia(MIB)的新的意识形态。 P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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