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研究包含多个社会政策视角：一是参与和合作的视角，社区居民如果相互合作，达成共识，他们的很多福利需求就能自我满足，也能加强他们对地方资源和地方事物的控制。二是发展与能力建设的视角，社区合作和社区参与本身就是一个发展与能力建设的过程，不仅社区得以发展，居民参与政策的能力、自我服务与自我管理的能力，以及控制资源的能力都将得到提高。三是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的视角，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原有的工人组织正在分化，不平等程度的加深也使得阶层之间的团结度降低，因此以社区为核心的社会团结将变得更加重要，而且社区合作的发展也将促进这种团结的实现。四是多元主体和资源整合的视角，福利主体应该是多元的，而社区是居民表达需求的最主要平台，因此政府、市场、社团、家庭的多种资源也应该在社区层面得到整合，并且多元主体的关系也应该在社区层面得以具体体现，也就是说，社区是多元福利理论和多元治理理论的实践场域。

　　最终社区变得只有管理，没有言路，更没有对话，遇事越发靠政府。社区自治早已变成一句空话。
　　居委会的行政化、专业化和职业化，不仅迅速地弱化了街居组织的基层政权组织的性质，而且还使街居组织快速地脱离了社区居民的实际需要，隔断了与居民水乳交融的密切关系，褪去了个性化、全能型、面对面服务的社区组织性质。因此，也就失去了居民的认可，同时也不被政府倚重。
　　社区居委会在组织定位上的偏离，使它的组织职能与社区居民的实际需要相差越来越远。社区居委会已经变成政府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的派出机构，绝大多数时间在忙于政府各部门下派的工作。面对单位制解体、城市居民利益不断分散化的局面，政府各职能部门开始把社区居委会看成有用的“抓手”（上海最先使用的描述性语言），因此政府的社区建设的思路是沿着“抓手”展开的。
　　所以我们看到各居委会都会挂着十几个到几十个牌子，十几台政府延伸下来的“职能部门”的电脑，还有数不清的由这些部门颁发的奖状、奖杯、奖牌。我们的城市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处于政府职能部门工作的重压下，根本无心、无力、无愿望去为社区居民办事。在政府部门的层层考核、工作重压下，居委会对社区物业“负有监督管理的权力”，显得极其苍白。
　　当社区居民基本上都拥有自己的产权房以后，当居民已经把自己最大的房产利益以及与之相关的连带利益看得如此重要的时候，当小区居民为了切身利益展开各种各样维权活动的时候，当小区居民看着自己的社区一天天“烂下去”而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的社区居委会没有与社区居民站在一起，没有能力通过有组织的协调、协商去解决问题，而是心安理得地做着政府的“脚”。那么，这样的居委会的快速边缘化，也就是必然的了。
　　我们这里只讲问题，并没有讲一些特殊的主动改变自身职能的先进居委会。因为，即使是那些先进典型也面临体制上的困扰。我们这里讲居委会的快速边缘化，是指大多数居委会日益脱离居民而造成制度性的边缘化，并不包括那些个体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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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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