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基因改良的道德标准
几年前，一对伴侣（女同性恋者）决定拥有一个孩子，由于两人都失聪，并以此为傲，所以她们决定这个孩子最好也是聋人。莎伦 ?杜谢诺和坎迪 ?麦卡洛跟其他以聋哑自豪的团体成员一样，认为耳聋是一种文化认同，不是一种需要治疗的残疾。“耳聋只是一种生活方式，”杜谢诺说，“身为聋人，我们觉得自己很完整，我们想要跟我们的孩子分享聋人团体美妙的一面——归属感及连结性。身为聋人，我们真的认为我们过着丰富的生活。 ”
两人期望怀一个失聪的孩子，因此找到一个家族五代都有聋人的精子捐赠者，后来果然成功了，她们的孩子——高文天生失聪。
《华盛顿邮报》报导了她们的故事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众多的谴责声，这对初为人母伴侣大感惊讶，而绝大多数的责难，集中于指控她们蓄意将残疾加在自己的孩子身上。杜谢诺和麦卡洛否认耳聋是一种残疾，并且辩称她们只是想要一个像自己一样的孩子而已。杜谢诺声称：“我们不认为我们所做的，跟许多异性恋伴侣想要孩子时的做法有多大不同。 ”
事先设计把孩子制造成聋人是错误的吗？如果是的话，又是哪里做错了——是耳聋的部分？还是设计这个行为？为了进行讨论，我们先假设耳聋不是一项残疾，而是一个出众的特质，那么父母精挑细选想要有某种小孩的想法还有错吗？或者，是否人们向来都是用选择配偶的方式在挑选小孩，只是最近使用了新的生殖技术？
在这场聋儿争议爆发不久前，有一则广告出现在《哈佛日报》和其他常春藤联赛大学的报纸上。一对不孕的夫妻在寻求卵子捐赠者，但不是任何捐赠者都可以，她必须是 5英尺 10英寸（ 177.8公分）高的运动健将，没有任何家族疾病，大学入学时的学术能力测验成绩总和在 1400分或以上。符合广告条件的捐赠者捐出卵子时，可获得 5万美金的报酬。
也许为了得到优质卵子而提供丰厚赏金的父母，只是想要一个跟自己相像的孩子；又或许他们只是希望完成一笔物超所值的交易，试图得到一个比他们更高或更聪明的孩子。无论如何，这个出价奇高的案例，没有像那对想要一个耳聋孩子的双亲一样引起公愤。没有人跳出来指责身高、智力和杰出的运动才能，是一种应该让孩子避免的残疾。然而那个广告还是或多或少留下了一些萦绕不去的道德疑虑。就算没有造成任何伤害，但父母订制具备某些遗传特质的孩子，此种举动是否有值得令人担忧的地方呢？
有人会辩称，试图怀一个失聪的孩子，或一个将来进大学时学术能力测验会考高分的孩子，就像自然生产一样，有个关键的着眼点——无论这些父母如何极力增加概率，还是不能保证他们一定得到想要的结果。这两种尝试皆如玩基因遗传乐透彩般，受制于难以预测的变化。这种辩称同时也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者些不可预测的因素，就让这件事的道德影响变得如此不同？假使生物技术能去除不确定性，让我们可以完美地设计出孩子的遗传特质，结果又会怎样？”
有人说，因为无性克隆违反孩子的自主权，所以是不对的。父母预先挑选孩子的遗传天性，让孩子活在别人的阴影下，是在剥夺孩子开拓未来的权力。基于孩子自主权而提出的异议，不但反对无性克隆，而且也反对任何能让父母选择孩子遗传特质的生物工程。根据这一异议，遗传工程的问题在于，“订做的孩子”不是完全自由的；而且即使增强有利的基因（比如音乐天分或体育能力），仍会为孩子指向特定的人生抉择，以致损害他们的自主权，侵犯他们为自己制定人生规划的权利。
初步看来，自主权的论点似乎抓住了克隆人类和其他遗传工程的症结所在，但其实并不具说服力，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这个论点有着错误的暗示——不是父母订做的孩子就能自由选择自己的身体特质。因为没有人可以挑选自己的遗传基因。相对于一个克隆出来的或是经过基因改良的孩子，自然孕育出的孩子并不是一个未受特定天分局限未来的孩子，而是受到基因遗传乐透彩支配的孩子。
其次，并非所有的基因干预都是影响后代子孙的。即使关心自主权能说明我们对订做孩子的一些忧虑，但也不足以解释我们对想要改良自己基因的人的道德犹豫。肌肉细胞或脑细胞等不可再生细胞（或称体细胞）的基因疗法，就可借由修复或替代有缺陷的基因来作用。当有人不把基因疗法用在治疗疾病上，而是超越健康的范畴，用来增进体能和认知能力，提升自己高于普通标准，则道德上的难题也随之产生。
这种道德上的难题跟损害自主权并不相干，因为唯有介入卵子、精子或胚胎等生殖细胞的基因疗法才会影响后代。运用基因疗法增强肌肉的运动员虽然不会把增加的速度和力量遗传给子孙，促使他们成为专业的运动员，但经过基因改造的运动员的前景还是令人不安。
基因改良就像整型手术一样，是运用医疗方法达到非医疗之目的——跟治疗或预防疾病、修复创伤或恢复健康无关。但基因改良不同于整型手术的是，其不仅作用于外在，改变的不只是外表。即使增强的是体细胞，它不会遗传给儿子或孙子，但还是会产生很大的道德问题。假如我们对整型手术，以及给松垂的下巴和紧皱的眉头施打肉毒杆菌等行为有着矛盾的情绪，那我们也会对用来强壮身体、增强记忆力、提升智力和改善心情的基因工程更加担忧。问题是，我们的担忧是对的吗？如果是对的，那么是根据什么呢？
当科学的脚步比道德的理解快时，就会像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一样，大家努力地想表达出心中的不安。在开明的社会里，人们首先触及的是自主权、公正和个人权力的措辞，但这部分道德词汇不足以让我们处理无性克隆、订做孩子和基因工程所引起的最大难题，因此基因革命才会导致道德上的晕头转向。要掌握基因改良的道德标准，我们就必须面对从现代世界的见解中已大量遗失的问题——有关自然的道德地位，以及人类面对当今世界的正确立场等问题。由于这些问题接近神学的范畴，现代的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倾向于规避这些问题。但是新兴的生物技术威力使得这些问题不可避免。
要了解其中的原委，需要思索四个已初露端倪的生物工程实例：肌肉增强、记忆力增强、身高提升和性别选择。每一个例子的初衷，都是试图治疗疾病或预防遗传性疾病，现在却成为一项改良的工具或消费者的选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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