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说明的是,在古代历史条件下,古代美学的这两种形态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它们对审美活动和艺术创作所产生的影响基本上是正面的。但是,当历史条件发生根本转变的时候,如果古代美学不能实现历史的更新,那么它的影响就主要是负面的,古代美学对中国现代美学发展的影响正是如此。
在中国古代美学中,艺术教化论主要是以儒家美学的理论形态呈现出来的。在中国美学从古代向现代转换的过程中,艺术教化论通过阐发“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核心命题而顺利延伸到现代美学。与古代美学不同的是,艺术教化论更新了理论形式。从上世纪20年代起,苏俄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成为艺术教化论的主要理论资源。这种理论套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它通过对“阶级”和“政治”两个概念的特殊阐述,将社会经济结构或现实基础最终决定上层建筑的关系颠倒了过来,从而实现了艺术教化论向现代美学延伸滞留的目的。艺术教化论也讲社会意识形态反映经济基础,也讲社会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源泉。但这种理论却对“社会生活”和“反映认识”进行了狭隘片面的解说和十分特殊的限制,它认为原始社会之后的社会是充满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阶级社会,因而那些反映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都具有阶级性,艺术家只有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只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才能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然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无产阶级立场并不是一个贴有标识的物件,不是一眼望去就可以确定的东西;它们本身就需要解释,而且也确有多种解释。这样一来,认识论的首要问题不再是反映社会生活本身,而成为辨别思想立场的问题了。将艺术“阶级化”,这是古典主义将功利性楔入现代美学的第一步,其逻辑是:反映阶级社会的艺术是具有阶级性的艺术,具有阶级性的艺术自然属于一定的阶级,而属于一定的阶级当然就要为一定阶级的利益和需要服务。古典主义楔人功利性的第二步是从“阶级”到“政治”。艺术作为意识形态对于经济基础的反映是间接的,在这种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之间,还有宗教、道德等上层建筑的中间环节,而在这个中间环节中,政治是最主要的,政治在全部上层建筑中处于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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