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系统的结构特征与机能障碍
　　人类是由原始灵长类通过自然选择的过程进化而来的。现在的人类具有高度发达的智力和操作能力，他们可以注意到生物潜能和环境阻力之间的极不平衡。人类不可避免地要对其他物种和生态系统作最后的控制与平衡，否则，掌握技术的人类最终也只能成为地球进化史上的匆匆过客。
　　背景知识
　　1858年，查尔斯·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这本划时代的杰作。书中辟有专门章节论述了“本能”与“遗传”的概念，同时提出了大量的证据，证明适应是“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结果。“适者”并非许多人所误解的最强壮、最高大或最具攻击性者，而是指那些最适合于在它这个物种所存在的特定环境中生存和繁殖的个体。在《物种起源》出版10多年之后，达尔文又连续出版了对现代心理学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两部著作：《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1871年）和《人类和动物的表情》（1872年）。这两部著作不仅继承了《物种起源》的基本观点，进一步阐释了“自然选择”在人和动物进化上的作用，而且提出了人类与其他动物在种系及心理发生上的连续性的问题，并由此导致了现代“比较心理学”的诞生。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中，达尔文提出了著名的“人猿同祖论”，并且花了相当的篇幅来论述“人类与较低等动物之心理能力比较”。他写道：“尽管人类和高等动物之间的心理差异是巨大的，然而这种差异只是程度上的，并非种类上的。我们已经看到，人类所引以为豪的感觉和直觉，各种感情和心理能力，例如爱、记忆、注意、好奇、模仿、推理等等，在低于人类的动物中都处于一种萌芽状态，有时甚至处于一种十分发达的状态。”这一见解对于动物行为学家洛伦茨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自从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的学说问世以后，这种适用于所有生物学科的理论也被应用到研究动物及人类的行为上，于是便产生了“行为学”这门学科。而行为学之所以在后来变得如此引人注目，则可以在行为科学的历史中找到缘由，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论及。行为学把动物及人类的行为视作一种系统的机能。这种系统的存在及其特殊形式应归功于历史——种系发生、个体发展以及人类的文化史——的发展过程。而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个系统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这个问题只有在对这种发展过程的客观阐述中才能找到其合理的答案。
　　有机体产生的原因很多。在所有的原因中，除了基因的突变和重新组合过程外，自然选择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它使得有机体产生了“适应”，可以获取客观环境中对其生存具有重要意义的信息，换句话说，“获取有关客观环境的知识”。
　　这种通过适应生态环境而产生的结构和机能是生物所特有的，在无机界中就不存在。由此也迫使研究人员面对这样一个问题：“目的是什么？”而这个问题是物理学家与化学家们不熟悉的。因为，当生物学家这么问的时候，他并非在探索唯心主义的“目的论”，而是想探求一种特征所代表的物种保持性能。例如当我们问及，为何猫有弯曲的利爪时，答案就是“为了抓老鼠”，而这也正是对“猫爪的形状代表猫的何种物种保持性能”这个问题的简单回答。
　　如果人们长期从事这样的研究，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有关生物的特殊结构与行为方式方面的问题，再如果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得到与之相关的、令人信服的答案，人们便会倾向于这种看法：错综复杂、千奇百怪的形态结构以及行为的形成也都是通过选择和适应得以完成的。然而，如果就文明人类的某些固定行为模式提出“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的话，人们则会对这种看法的正确性提出质疑。人类为什么要毫无节制地繁衍后代？为什么要近似疯狂地忙于竞争？为什么武器的数量与威力不断增加？为什么城市化的人类变得娇弱不堪？诸如此类等等。如果人们再进一步地观察与思考则会发觉，几乎所有这些人类的失误都干扰了人类某些原本可以发展为具有物种保持价值的行为机制，换句话说，这些失误都是病态的。
　　人类的社会行为是建立在有机系统这个基础上的，对这一系统的分析是自然科学家最困难的、同时也是最具挑战性的工作，因为有机系统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再加上人类的行为又被众多反常现象所叠加、扭曲，使得这个本来就困难无比的探索工作变得更加不可行了。然而，这还不是最糟的，因为对于分析有机系统这项工作而言，最大的困扰在于：系统的病理紊乱往往正是了解这个系统的钥匙。也就是说，正是由于某种病理紊乱导致了疾病，才使得研究人员注意到一种重要的有机系统的存在。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生理学的发展史上找到许多例子来加以证明。例如，当克歇尔（E. T. Kocher）尝试着通过摘除甲状腺来治疗巴泽多氏病时，由于他把起着调节钙代谢作用的甲状旁腺一起摘除而引起了患者手足抽搐、痉挛。这种过分的甲状腺摘除术产生了一种综合征，即“甲状腺缺失性恶病质”，它与碘缺乏引起的痴呆症状及黏液性水肿有着极其明显的相似之处。由此便得出了一个结论：内分泌腺构成一个系统，系统中的所有器官之间均相互影响。每种向血液中分泌物质的内分泌腺体都对整个机体起着特定的作用，诸如代谢作用、发育作用、行为作用等等。这种分泌物被称作激素，两种激素的作用可能是完全对立的，即“对抗作用”，这一点与两块肌肉的协调作用可以使关节产生某种运动是一样的。只要激素保持平衡状态，人们就不会注意到内分泌腺系统是由一个个特有功能器官组成的。但是，一旦内分泌失衡，就会使整个机体偏离“额定值”（又称“理论值”），人就会生病。甲状腺激素多一点就会引起甲亢，少一点则会引起甲减。
　　在关于何种方式最适合用来研究人类所有驱力系统这个方面，内分泌系统及其研究历程给了我们极有价值的启示。当然，整个驱力系统的构成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内分泌系统只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而已。人类拥有极多独立的驱力源，其中有许多可归因于“本能”。把人类描述成“本能退化的生物”是错误的，而这样的错误我也曾犯过。毫无疑问，在种族史不断向前发展的进程中，随着人类的学习能力和判断能力不断进步，那些原本紧密完整的人类固有行为模式链有可能从这个意义上就“消失”了，即这个链条的各个环节之间失去了必要的连接，从而导致这些行为动作以各自独立的方式供行为主体使用，正如雷豪森（P. Leyhausen）以猫科动物为例所作的令人信服的阐述一样。然而与此同时，正如雷豪森所指出的，这些固有行为中的每一个都通过发展自己特有的本能行为，变成了独立的驱动力。毫无疑问，人类缺少那些长长的、必须相互连接的本能动作链，但是根据对高度进化的哺乳动物的研究所取得的经验可以推测，人类所拥有的本能驱力比动物更多而不是少。所以，当我们在做任何与系统分析有关的研究或试验时，都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而这在对某种病理性失常行为进行鉴定时尤为重要。著名的精神病学家罗纳德·哈格里夫斯（Ronald Hargreaves）在写给我的信中就曾提到，每当遇到精神紊乱的病例，他都会同时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在该病例中，什么是正常的本能行为；第二个问题：这种失常属于哪种类型，尤其要注意这种失常是否是由于部分器官的机能亢进或机能不全引起的。由于一个复杂的有机体的器官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相互作用，所以要确定它们之间的功能界限是很困难的，也无法很清楚地对子系统的结构下定义。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理解保罗·魏斯（Paul Weiss）在其杰作《决定论》一书中关于子系统的阐述了：“一个系统是所有组成部分高度统一的结果。”
　　人类的驱力也是如此，用普通人的话来说就是“恨”、“爱”、“友谊”、“忠诚”、“怀疑”、“愤怒”、“服从”、“信任”等等，这些词与科学家们所说的“侵略性”、“等级性”、“领土占有性”以及“攻击驱力”、“逃跑驱力”、“性驱力”等等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描述了“导致一个既定行为的内外部状态”。例如，我们可以把“感觉灵敏”这个普通人所用的词语与深刻的心理学联系起来，即从事动物观察的科学家所说的“直觉”。现在，我们先假设每个表示人类精神状态与欲求行为的名词都与某种驱力系统相吻合，而暂且不去考虑所涉及到的驱力中有哪些是先天的，哪些是后天习得的。我们可以假设，每种驱力都是一个轶序井然、运作和谐的系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至于“恨”、“爱”、“信任”、“怀疑”等是好还是坏的问题，则如同问“甲状腺是好还是坏”一样愚蠢。众所周知，人类将“爱”、“信任”和“忠诚”这一类看作是好的，而“恨”、“不忠诚”、“怀疑”这一类则被视作是坏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看法呢？其根源是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中，第一类缺乏，而第二类过剩。然而，过分溺爱会使无数前途无量的孩子堕落，过分地崇尚“尼伯龙根式的忠诚”也会招致恶果。艾瑞克·艾瑞克森（Erik Erikson）就曾以令人信服的论证说明了“怀疑”的必要性。
　　所有高度一体化的有机系统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结构特征，即可以通过所谓的自我调节系统或是内环境动态平衡来进行调节。为了弄明白其机制，人们设想了一种控制结构，它由许多系统组成，系统之间彼此强化机能，即a系统促进b系统的作用，b系统促进c系统的作用，直到最后的z系统再对a系统起着一种强化作用。这样一个“正反馈”循环处于极不稳定的平衡状态中，只要其中某个子系统的作用增强一点点，就会导致整个系统的功能极度增强；同样，假如子系统的作用减少一点点，则会导致整个活动的终止。但是，正如技术上早已证明的那样，只要在该循环过程中引入一个起着调节作用的子系统，形成自我调节系统，即“负反馈”，就可以使这个不稳定系统变成一个稳定的系统。
　　在活跃的自然界中存在着无数的调节系统，它们对于维持生命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若非同时“发明”了这种调节系统，人们简直无法设想生命能够存在。在大自然中，人们几乎感觉不到“正反馈”循环的存在，或者说，至多会在那些稍纵即逝的事件中，譬如雪崩或燎原之火，才会觅到它的踪影。这一点不禁令人联想到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些病态行为，其危害可以套用席勒在其作品《钟之歌》中对火的威力的描写：“放纵它，会多么可怕！”
　　调节系统的“负反馈”使得每个子系统的作用无法确定在一个精确的范围之内，微弱的机能亢进或机能减退可以很容易变得平衡。只有当某个器官的功能发生很大改变，使得内环境动态平衡无法维持，或者当自动控制机制本身出现问题时，才会导致整个系统出现危险。关于上述两种情况，我们将在后面章节通过实例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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