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前，郭沫若所处的为了人民解放所进行的革命斗争环境，我们是清楚的，郭沫若在斗争中所经历的过程以及他的丰功伟绩，我们也是很清楚的，所以能做出正面的准确的评价。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郭沫若所处的复杂的甚至诡悖的文化环境，我们所知有限。令我奇怪的是，那些对郭沫若作负面批评的事，都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即所谓郭沫若的缺点和错误，基本上都不是产生于新中国成立前。因此我们如果不真切地了解新中国成立后的世事，特别是郭沫若所处的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我们怎么正确评价郭沫若的是与非呢？有些学者只见到某些个别现象，便穿凿附会，妄加评说，甚至上升到首先的高度，诬及人格。
我以为要正确地认识郭沫若，评价郭沫若，必须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势造英雄的观点，郭沫若的一生所处的不同的社会环境，便有不同的郭沫若。有北伐时铁马金戈的郭沫若，有《青铜时代》的郭沫若，有唱《洪波曲》的郭沫若，有在雾重庆如雷电怒吼的郭沫若。自然在新中国成立后不同的历史阶段就有不同的郭沫若，也有写百花颂的郭沫若，有“文化大革命”要焚掉自己作品的郭沫若，也有写李白与杜甫的郭沫若。金无足赤，郭沫若也有缺点，也有毛病，也犯错误，何况在谁也不能逃遁犯错误的错误时代，何况他是立在风口浪尖上的人物呢？总之，郭老终其一生，“我是中国人”，“爰将金玉，自励坚贞”的炼狱似的爱，爱国主义和坚守民族精神家园的精神，是无法否定的。
郭沫若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他去世的三十几年间，他所面对的是怎么样一个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呢？在座的五十岁以下的同志，也许漠然无知，有些人甚至难以想象。六七十岁的同志，曾经经历过或者看见过，知道一些，也许知之不详，或感之不深。像我们这些老人，和郭老基本上同时参加过文化活动的人，可说是心知肚明的，似乎用不着我多费口舌。总之，不知国情，遑论国士。不了解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化界的环境，郭老的遭际，且慢对郭沫若说长道短，妄评是非吧。所幸三十多年来，郭沫若学界的主流话语权始终把握在学人和学术组织公正而坚实的队伍中，其间四川郭沫若学会与《郭沫若学刊》功不可没。我们把希望寄予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学者。这方面，乐山师院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作出了可喜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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