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此剧的五位先生，虽然都是著名的演员，也曾到过上海，但却未曾参加过文明大舞台《宏碧缘》的演出。他们对此剧只有一鳞半爪的耳闻，对于演出路数，都是“黑场子”（即不明了怎样演法，术语叫“黑场子”），他们便不约而同地问我：剧本中的安排有什么新想法？我直言不讳地说了出来，并代表仲荪先生表明态度：不必一定走上海的路数，可以排成一出北派《宏碧缘》。五位先生如释重负，磨拳擦掌，跃跃欲试，他们还面见仲荪校长，请我在排练期间，替他们念念“总讲”（“总讲”即是完整的剧本）。我荣幸地得到内行先生的青睐，能以一个编剧者的身份，参加他们的排练和导演，与演员有所接触，这不能不说是在编剧的行程中初上层楼。
开排的第一天，我愉快地来到排练场。五位排戏先生开始商量头一场花家父女的‘‘趟马”上法，有的说用《英雄会》里“八仙会蓬莱”的路子：有的说这样太旧，应该是花振芳“趟马”领上，续上花碧莲、花奶奶和巴氏三弟兄；有的又说“领上”不如“双上”，先上花碧莲与花奶奶，花碧莲可以尽量发挥武旦的“趟马”技巧，花奶奶以彩旦的路子，为花碧莲垫些“噱头”，然后“引上”花振芳，“编辫子”，亮相后，再上巴氏弟兄：有的又说先露正角不好，应当先上巴氏弟兄，然后“引上”花家父女。结果，众口纷纭，莫衷一是。虽然未能达成协议，我却得到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每位先生说出的办法，就能当场示范表演，头头是道。由此，我又产生了一个念头：编剧者只是写成剧本的文字，还不能说是一个成熟的作品，起码要在编剧的同时，脑子里要先搭起一座小舞台，对于剧本中的人物怎样活动，必须有个轮廓。当然，角色的具体身段，倒不一定要求编者能像排戏先生那样示范地表演出来。
次日再排，意见逐渐统一。在休息的时候，又提到人物扮相问题，有的说应当按传统大扮，花振芳勾老红“三块瓦”脸，巴氏弟兄各勾“花脸”，花碧莲“抓髻辫子”、戴“罩尘帕”，有的则持相反意见，认为扮相应当改良，花振芳揉脸粘胡子，花碧莲古装披斗篷，巴氏弟兄一律揉脸，这才符合新戏的精神。
好几种不同的设想，又未能统一解决。如此延宕下去，每排一场戏意见总有分歧，勉强排过三场，还没有触及到“桃花坞卖艺，四望亭拿猴”的精彩场面。这时卢沟桥“七七事变”已起，戏校停课，学生回家，仲荪校长寄予厚望的《宏碧缘》，遂成夭折之势。
戏校停课半年，董事会几番会议，迫于形势，不得不暂时复课。社会上百业萧条，剧场观众，寥若晨星。戏校为了减少开支，议定教员拿十成原薪，职员开七成薪水，学生伙食费也相应的节缩三成。学生们为了继续学艺，相继来归。六个月之间，戏校人事方面的变化很大，有些教员或另谋高就，或受聘外出，无形中戏校又出现一次改组。原排《宏碧缘》的五位先生，除沈三玉仍继职实习主任，范、钱、阎、陆四位都已离校他去。仲荪校长为了重点培养王金璐，再度请来丁永利，专授杨派武生戏。但在那时，老老实实地摹唱杨派武生，是不容易叫座的，因为杨小楼先生健在，依然活跃于舞台之上，珠玉在前，鱼目当然无人问津。戏校为了号召观众，还须旧话重提，继续排演新戏《宏碧缘》。
丁永利先生在武戏教师中，腹笥甚富，威望极高。这次重排《宏碧缘》、仲荪校长改变了计划，指定丁永利先生一人专排。丁先生幼年失学，看不透剧本，仍援例请我通读“总讲”，在读剧本时，他发现我懂得京剧，有些地方还能说到点子上，便以协助为题，商请校长派我与他合排此剧。丁先生性格直爽，毫不掩饰地说：“我不识字，您是有墨水的，文场子归您，武场子归我，咱们来个出将入相。”我当然不敢担此重任，丁先生却拍着胸脯说：“您就来吧！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有我盯着！”我为他的诚意所感动，才敢小心翼翼地揭了榜。
我们互相合作得很顺利，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就把戏排好。这时，各剧团已纷纷复业，戏园供应紧张。《宏碧缘》第一天公演，是在东城大华电影院。夙称戏园丛集的前三门，还没有戏校演出的份儿。北京观众听戏的习惯，向来都注意前j门的演出，一般在内城演戏，上座率大都相应减低，所以，《宏碧缘》演出的上座情况并不理想。但是，学生们的表演却赢得了观众的欢迎。如宋德珠扮演的花碧莲，踩跷登场，“桃花坞卖艺”时耍“水火流星”，已然博得热烈彩声，而“四望亭拿猴”那一场，花碧莲在亭子上拍跷尖走“矮子”，在亭檐上“夜叉探海”，起“左右汉水”，以及在亭子顶上追猴儿“网场”，快若旋风，而高德仲扮演的猴儿，又在“网场”中翻小筋斗，台上更显得在雨急风狂之中，有流星赶月之致，观众欣喜若狂。从此，宋德珠的武旦绝技，在他早已享名的“打出手”之外，他那“翻跃扑跌”卓异的毯子功又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他如王金璐扮演的骆宏勋，傅德威扮演的花振芳，萧德寅扮演的余千，也都各称其职。此剧公演，上座率虽然较差，校方却很满意。这是我侧身于排戏的第一次实践，总算圆满成功，心里略有安慰。这一点安慰的得来，不能不说是丁先生的知遇之情。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