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大明朝战略重心北移，显示了此时明王朝军事实力的强盛与出击北元的决心，史料记载“国朝永乐二年始设茂山卫百户一员，领军守之”。其实，明成祖的多次北征，军队进入蒙古势力内地，大大牵制了蒙古势力对明军的威胁，减轻了长城防线的压力，给相当薄弱的长城防守留下了很大的喘息空间。但伴随着明朝中后期国力的亏空与蒙古的复苏，长城沿线的防务再度被重视起来。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明初的长城防守体系并不像我们今天在地图上标注的那样由北京怀柔至山西老营分为内外两道防守，在明朝的很长时间里，都只是在对外长城进行着不断地修筑填补，内长城的城墙与墩台的完善，是明中后期的事情。也正是基于此点，一旦宣府、大同一线的城墙被蒙古骑兵掘口而入，紫荆关将直接面对来自大同、沿拒马河东进的骑兵与从宣府南下，攻居庸不下的两股火力的威胁，“在今日受虏患，必宣大失守，而紫荆之云火明”。在这种形势下，在山北坡地上屯兵筑城，既可控制城下东西向的拒马河河道，又堵住了南北走向的山陉，无疑为首选之策。不仅如此，“正统十四年设守备指挥”。设守备独辖一城的军务，更使明军在紫荆关的防守初步形成了规模。
有趣的是“正统末，亲征也先，至大同乃议旋师，诸将皆言宜从紫荆关入，王振不从，遂有土木之祸”。英宗被俘于土木堡，明军溃败。“未几，也先至大同，入犯紫荆关，拥上皇而南”。企图一举灭亡明朝。“十月丙辰，（太监）喜宁引虏骑攻紫荆关，副都御史孙祥与之相持四日，虏骑由他道潜入，腹背夹攻，关破”。“副都孙祥、指挥韩清、太监阮尧民俱死于阵”。于是也先骑兵迫进都城，在遭遇了于谦率重兵组织的严密防守后，“也先遁去，其弟伯颜帖木儿复奉皇驾出紫荆关”。如此惨败之后，明朝人意识到“言昨紫荆、居庸等关，既不能御敌之路，又不能遏敌之出，虽名关塞，实则坦途，盖士伍单敝，亭障缺贬，隧纵横而然，非朝夕之积也”。明王室在一方面修复、扩大宣大一线长城规模的同时，更加日益严密布防起了居庸关以南，经紫荆关至倒马关一线的长城防守。今日之所谓“内三关”，即由此而来，“景泰二年复增城池，调保定右卫中千户所官军守御本关”。“景泰三年添设真定、神武二卫官军，春秋两班轮流操守”。至成化年间开始设军“岁于关备冬”。“弘治四年高铨言紫荆之险实被拒马间界破，若莫掩，请即其地增筑城堡，拨军戍守”。于是创设河北堡城墩台，直至此时，紫荆关的防守体系才严密起来。其间“天顺三年卜来等寇大同直抵忻代，诏帅臣颜彪、冯宗率兵屯紫荆、倒马二关，为声援，既而石亨欲以大同叛，尝言据大同，塞紫荆，京师何由得至”。可见当时紫荆关防守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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