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新的形势和社会危机，各国统治阶级中一批具有眼光和胆识的代表人物，相继通过政权的力量，开展了一系列不同程度的、自上而下的变法和改革，逐渐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同时广泛搜罗、启用各类有用人才，鼓励耕战，谋求富国强兵，以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兼并战争的需要，如战国早期魏文侯任用李悝和战国中期秦孝公任用商鞅的变法，相继使魏、秦两国迅速发展、富强，成为当时的一流大国。战国早期，楚悼王在“盗杀声王”、被国人拥立之后，面临当时楚国内外交困的严峻局面，亦启用吴起变法，收到了明显的成效，曾一度改变了被动挨打的形势。《史记》卷65《吴起列传》说楚在吴起变法之后“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然由于变法极大地削弱、限制了贵族势力的利益和特权，以致“故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①。楚悼王一死，旧贵族便乘机发难，射杀吴起，使楚国的变法在腐朽势力的联合反对下很快夭折了，变法以前所面临的“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上逼主而下虐民”的局面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变。②其后历战国中、晚期一直到楚国灭亡，楚国均未能摆脱落后、腐朽的贵族政治的衣钵，非但国政长期由王子和昭、屈、景三族掌握，因循守旧，不求革新，而且还从春秋时期广泛设县治民、抑制贵族势力发展膨胀的基础上逐渐后退，广置封君，极大地削弱了王室的力量和对地方的有力控制。《吕氏春秋》卷15《察今》引用“刻舟求剑”来比喻楚国的政治形势说，“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荆（楚）国之为政，有似于此”。可见楚国政治的保守为世人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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