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记载也不乏其例，褚先生补（史记·日者列传）载：“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娶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一）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辩讼不决，以状闻。制曰：避诸死忌，以五行为主。人取于五行者也。”其中“建除”、“丛辰”均见睡简《日书》，“天一”见于马王堆帛书。可见武帝也是信用（日书）的。《漠书.王莽传上》：十一月“以戊辰日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以秦简《日书》建除术推之，十一月“建”子，“定日”值辰。可见王莽也是信用《日书》的。《后汉书。皇后纪上》：“十七年正月，当谒原陵，夜梦先帝、太后如平生欢。既寤，悲不能寐，即案历，明旦日吉，遂率百官及故客上陵。”所谓“案历明旦日吉”之“历”，显然也是（日书）一类的择日书。所以，从《日书》使用者的社会阶层看，可能与卜筮祭祷简相似，也是上至王公大人，下至士庶百姓，其反映的宗教信仰，是较具普遍意义的。
目前发现的战国楚简帛文献中的方术材料，主要是卜筮和择日（选择）两大类，这种情形，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史记》的《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太史公“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作《太史公书》，而与民间方术活动有关者，亦仅《龟策》与《日者》二传，这不能不使人怀疑，直到太史公司马迁之时，当时在民间基层社会活跃的方术，恐怕是以此二者——卜筮与择日——为主流的。吕思勉先生很敏锐地观察到了遣一点，他说：“《史记》有《日者》、《龟策》二传，则时日、卜筮，实为古人趋吉避凶之术之两大端，盖事有可豫测其吉凶而趋避之者，时日是也。有无从豫见，必待临事求其征兆；或征兆先见，从而占其吉凶者，龟筮、杂占是也。吉凶既可豫知，自可从事禳解，故《周官》占梦，有赠恶梦之法；而《汉志》杂占家，亦有执不祥，劾鬼物，请官除妖祥及禳、祀、请、梼诸书焉。”①其说甚为有见。《楚辞.离骚》云：“灵芬既告余以吉占兮，历吉日乎吾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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