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铜器的出土，西汉时期便有记载，当时研究者的兴趣侧重于铭文文献价值，对于这些铭文书法艺术的价值，到宋代才较为重视。宋人薛尚功所著《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一书，已将这些铭文视作『法帖』。可见士人们对于铜器铭文书法艺术的重视程度，清干嘉至民国期间，金石学走向繁盛，许多重要铜器也相继出土。
    皇家有《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西清续鉴乙编》的编撰。私人的有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天大潋《寒斋集古录》、吴式芬《捃古录全文》、方浚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孙诣让《古籀拾遗》、《古籀余论》、罗振玉《三代吉全文存》等专着的相继出现，足见一时之盛，众多的书法家在此研究成果基础上，不仅对铭文文字的辨识有了极大的提高，对青铜器铭文书法的关注和理解，也远超两宋。其时擅长全文书法的书家林立，其中著名的如张廷济的摹写规矩；陈介棋的『兼体』并杂：吴大激以小篆笔法写全文，精熟过人；黄牧甫在小篆全文间徘徊，静穆端饬；吴曰硕以石鼓为本，苍雄浑厚；王福庵取小篆笔意结合金文字形，古雅严整；罗振玉、容庚自然古雅，文气浓郁；胡小石驳残迟涩，金石味十足；黄宾虹揉进画法，古意别具：他们从斑驳古奥的前代铭刻中各自获得艺术的灵感，超越前代，自立面目。不仅在书法创作上，在篆刻作，叫中也大量地借鉴和运用金文，以金文入印，开了一代风气，影响深远。因此，乾隆年间出土的散氏盘，道光年间出上的大盂鼎、毛公鼎，光绪年间出上的大克鼎等重器铭文，被人们奉为经典，竞相临习，至今成为学习篆书的重要范本、声名显赫的法书名帖。